主持人：我看您的一些资料，您大概用几个气象要素指标出现异常来判断临震。这个指标是怎么出来的，是你个人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五项指标吧？

    耿庆国：我长期研究气象和地震的关系，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国内搞的方法很多。有测震方面的，有地电方面的，有地磁方面的，有地形变方面的，有地应力方面的，有地下水方面的。还考虑到一些天文因素都在里面，我这也是一方面。我个人是研究旱震关系来做大地震中期预测的，用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做地震对短临预测。

    主持人：您当时什么时候感觉到地震可能会出现？

    耿庆国：中期预测是依据1972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大旱，根据旱震关系研究，预示着1972年大旱之后，1到3年半时间内，在华北地区可能要发生7级以上地震。

    主持人：您毕业后是在北京市地震队工作，为什么跟旱情扯上了关系？

    耿庆国：按照周总理讲的到现场实践，去考察。我后来到邢台地震现场，到通海地震现场，去地震现场工作的时候，当地的老农给我讲震前一年干旱，给了我一种很朴素的知识。1972年夏天发现北京干旱的时候，我就坐不住了。因为周总理在1967年河间地震之后，他又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主持人：那是什么时候？

    耿庆国：1972年夏天。

    主持人：有一个老农告诉你？

    耿庆国：对，他说1972年大旱，这个大旱是平谷的老农讲的。后来我就查了一下我们国家的史料，我们有5000年文明史。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将干旱的记载查了一遍。我又查了近100年的气象资料，我得出这么一个地震：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随震级大小而增减。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主持人：我国干旱记录的时间有多长？

    耿庆国：从西周末年第一个大地震——岐山大地震开始，有2700多年了。当时伯阳父曰：“川竭，山必崩。三川竭，岐山崩。”根据史料，公元前2700年我国西周的时候，就有大旱大震相继发生的记载，基本上验证了老农的说法，证实了震前干旱的气象。当1972年大旱之后，华北大旱，有锦州、唐山、新县三个特旱区。1972年临汾会议上，我开始讲1972年大旱研究的成果，当时大家很欣喜，因为讲地震预报，也就是很大胆。当时很有争论。

    主持人：您一共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200多场地震。当时您是多大？

    耿庆国：31岁。因为当时在1972年11月临汾会议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个旱震报告，华北大旱，西南也大旱，都是一到三年半的时间，但西南大旱区于1973年2月6日发生了四川炉霍7.9级大地震。到了1974年5月11日，云南昭通发生了7.1级地震。西南大旱区的这两个地震相继发生，我就震惊了，又坐不住了。华北和渤海地区1972年旱区面积比那里还大，不可能那么平安，这样我就很着急，所以在1974年5月紧张工作。然后向有关主管领导——北京市科技局局长白介夫去汇报。他给了很多支持，向国家地震局胡克实同志汇报。

    国家地震局1974年6月7日至9日召开了华北和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形成了以中科院名义呈报国务院对《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对报告》。1976年6.29下达了国发69号文件，向有关七省市批转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结论是：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国务院（1974）69号文件8个月之后，在渤海协作组发生了1975.2.4海城7.3级地震；在京津唐张协作组发生了1976.7.28唐山7.8级、滦县7.1级地震。

    1975.2.4辽宁海城7.3级地震，临震前，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沈阳地震大队他们的工作非常好，他们抓得很好，把地震短临预测和预防工作做得很好。当然也包括有前震，有小震闹，也包括有一些其他的观测的异常，包括当时有的地壳形变，水准的异常，地磁的异常，还有土地电、土应力和宏观异常。海城地震是取得了很好的预测预防效果的大地震，轰动了全世界。另外一个是京津唐张地区，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把该区也是作为危险区的，实际上都是在1974年即两年前做了中期预测。问题是海城地震之后，我国地震界对下一步华北地区的地震形势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很正常。在海城地震之后，华北近年还有7级以上强震发生吗？记得1975年2月下旬可能是2月17日前后，当时我去北京市人民政府汇报，白介夫同志把我带到黄作珍同志那里去。白介夫对黄作珍说，在八个月以前，耿庆国向市科技局党委汇报说几百天之内将有七级半大地震发生，现在海城发生大地震了。他们鼓励我并问我，近年还有没有什么情况？我就说，还有两个特旱区，在河北，京津唐张地区还很麻烦。这样我讲了之后，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就来北京地震队采访我，后来写了一个内参（《国内动态清样》），又讲了一下我这个看法。我认为，海城7.3级大震发生后，华北地区大震的危险性并没有过去，1975——1976年仍须密切注视河北、山西、内蒙古南部及宁夏东部地区的大地震动向，要时刻警惕可能出现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或包头的震级为6级以上、甚至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特别值得注意的地区是“第一、张家口、唐山、沧州、邯郸、介休、大同、张家口这一地区；第二，包头、五原、磴口；第三，银川、固原。

    1975年5月9日，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王震、谷牧等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第三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北京地震队同志提出，大旱连续几年以后就容易发生地震。他们研究了1000多年的地震资料，找出规律。而且大旱之后，如果地震来得早，地震的震级就小一些，如果来得晚，震级就大一些。他们说，这不是太阳的影响，是因为地热的变化，引起不容易降雨。这是科研题目，还可以探索”。这表明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内参反映的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意见是高度重视的。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周容鑫同志，主持国家地震局工作的胡克实同志都对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意见极为重视。事实也正是如此，海城地震后，1976——1977年河北、山西、内蒙南部及宁夏东部地区六级以上大地震活动实况是：

    1976年4月6日，在内蒙南部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

    1976年6月28日在河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地震；

    1976年9月23日在内蒙、宁夏之交的磴口、巴音木仁发生了6.2级地震；

    1976年11月15日在天津宁河发生了6.9级地震；

    1977年5月12日又在天津宁河发生了6.5级地震。

    探索地震是很难的，这是要根据资料来说话。这当然是中国人的原始创新，但至今仍处于非主流派。

(责任编辑：刘新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