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现在我们说说短临预测情况，特别是1976年7月前后。

    耿庆国：短临预测的话，旱震关系是管中期预测的，管不了短期。实际上我从1973年起就潜心研究短期气象要素指标问题。1975年5月写了第一篇有关论文在北京市地震队内外进行交流，正式提出地震前30天内的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的概念、特征及其震例。

    1976年6月29日至7月5日，五项指标中，日降水量、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均突破了历年同日的极值只差一个平均气压没有突破了。根据震例总结，我认为可能要有地震。我非常着急。

    我们7月6日去唐山，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叫牛红丁的年轻同志，他做我的助手，我们一起去的。先到了唐山气象台，然后7月8到天津气象台，7月9日到廊坊气象台，7月10日夜回到北京。北京有异常。发现那几个地方也都有类似情况，气象异常形成了一个区域。这样到了7月23日,日平均气压突破了，7月23日这一天，这个值991.9毫巴,是历年同一天的最低值，从1951年到1976年，也是1976年1月1至7月23日这205天的平均气压的最低值。

    唐山大地震临震前,唐山的老百姓，甚至包括北京、天津的老百姓都感到很闷热，临震的时候天气异常闷热，这是临震的时候感到宏观的东西。闷热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湿度大一些，温度高一些，还有可能是气压偏低而形成的地气耦合现象。

    主持人：您当时拿到这些异常资料是什么感觉？

    耿庆国：当时感觉将有地震波及北京，北京要防震。7月29日以前，京津唐张地区可能要出问题，可能会出现很大的破坏。

    主持人：您对北京周围地区房子抗震水平都知道吗？你知道北京扛得住什么样的地震？

    耿庆国：北京基本烈度是8度，所以北京重要的工程建筑一定要考虑抗震。我插一句话，当时谈的是1972—1974年华北连年干旱，1975年华北又干旱，但1975年华北特旱区的中心，和1972年、1974年不一样，是以保定为中心。1975年华北、东北一个新的大旱区，内部的预测是，1976年下半年至1977年要注意以保定为中心、200公里为半径的地区要注意。所以在五项气象要素指标突破的时候，我考虑了北京要晃房子，地震也可能发生在72年特旱区内，也可能发生在75年特旱区内，总之离不开京津唐张保地区。具体哪个点，我也确定不出来。

    主持人：你只知道首都圈有地方要震。

    耿庆国：北京、张家口在里面，京津唐也包含在里面。说不清楚是哪一个具体的点。京津唐张保整个区域都要晃动，事先说不清哪一个点是震中。但是应该打一个招呼，防一下，还是应该能做到的。当时，北京地震队以“七大异常”发出《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测的意见》简报（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第29期简报），指出，上半年观测到了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及气象异常等多方面的重要异常变化……这些情况预示着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局党委指示，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高度警惕当前震情的发展和变化，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主持人：这已经是差14天了。

    耿庆国：这是震前半个月。我们北京地震队1970年成立，到1979年后，合并到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十年间北京地震队调子最尖锐的一个简报就只有这么一份。当时“七大异常”，包括华祥文，她是搞地震活动性研究的，她根据地震活动性的分析，提出了很好的预测，担心还有大的地震，还强调唐山滦县这个地区。还有李宣瑚，他是用地下水氡含量异常来预测，感到有情况。陈克中，还有刘慧林，他们发现大灰厂地形变异常。另外地电，赵广全，他觉得异常是很大的。他谈到有7级的地震。还有研究地磁的一些有关专家提出来，地磁有异常，还有地下水位异常。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七大异常”。

    这样在7月14日开始告急了。在前一天，北京市地震队业务组专门开了一个会，当时由组长鲁连勤、副组长张国民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做白介夫同志做了汇报。根据白介夫同志的指示，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汇报了“七大异常”和震情分析意见，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北京地震队的详细汇报。汪成民经请示领导后回电，要求给一周的时间，以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一下那里的异常情况，再听取北京队的震情汇报。听汇报的时间推迟到7月21日。7月21日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同志，请她立即听取震请汇报，梅说自己了解情况不多，要等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再谈，又说时间改在7月26日，地点在北京市地震队。7月26日开了一整天的会议。汪成民表示：“北京队的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情况很重要，也很紧迫。我们把北京队同志们的看法带回去研究，并向领导汇报。”又说：“据梅世蓉同志讲，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主持人：您当时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

    耿庆国：我当时的想法是，有可能他们回地震局后，能出现一个新的判定，毕竟是有很多异常情况。我至今仍认为，如果在北京地震队震情告急期间，从7月14—26日这12天里，如果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开一个京津唐张地区的震情会商会，把北京地震队、天津地震队、唐山、河北地震局都找来谈一下，说不定一碰头，情况就会好一些，对监测预报工作有利。

    主持人：7月28日地震的时候你在哪里？

    耿庆国：我在北京。

    主持人：你晚上感觉到地震了吗？

    耿庆国：当然感觉到了。

    主持人：你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耿庆国：我就想，真的地震了。

    主持人：你相信这个事情没有预报没有预防？

    耿庆国：震后，胡克实同志对我说：“有震情告急，对震情告急置之不理是不对的；有震情告急，对中央知情不报也是不对的。”说老实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京津唐张地区打一个招呼，报一个5——6级地震，是应该能做到的。我一再讲，我们没有水平报出1976年7月28日几时几分，但我们有水平报7月底8月初这段时间。因为我的五项指标管30天，7月24日北京队内部会商的时候，张闵厚他做的地磁K指数异常，他就讲了，1976年7月26日正负2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外围震级更大。我当时说你要把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就报，包括北京、保定在内的京津唐张地区有六级以上地震。7月24日，我们当时真的很着急，我们寄希望于7月26日会商。

    主持人：您当时在地震队担任什么职务？

    耿庆国：分析组的一个小组的组长。测震是我联系的，还有气象。

    主持人：因为您当时是与气象结合了。当时您在北京感觉到地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

    耿庆国：当7月28日晨听到唐山发生大地震，我和张闵厚抱头痛哭，这是我们毕生的遗憾。我的同班同学贾云年牺牲在唐山，也令我十分悲痛。7.8级大地震这样的浩劫，临震预报没有做出来，实在是我们毕生的遗憾。

    主持人：甚至说已经分析到了，但是没有做出临震预测。

    耿庆国：我们没有水平报唐山丰南这个具体地点，但是我们有水平报京津唐渤张这个地区。因为地震这么大，7级以上地震，它的烈度6度区很大。我们没有水平报7.8级这个震级，但我们有水平根据资料报震级可以达到5级或6级以上。

(责任编辑：刘新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