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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西部山区的洛宁县，一个少有外来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因为一篇意想不到的报道，而成了关注的焦点。
省里的乃至北京来的媒体……洛宁县还从未在一周之内，接待过这么多的外来记者。县委宣传部没有公车，只好从民政局借来车子，拉记者们在县城往来穿梭。
“租办公楼成了新闻？”连街头卖蒸肉的罗嫂都说，“没想到。”
媒体的集中报道，让县委书记高维勋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平平淡淡啊！”他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县里真的一直就不愿盖办公楼吗？高书记却对此断然否认，“对于盖党政办公中心的必要性、合理性，一直没有怀疑过。”
报道引发的两种讨论
事情得回到6月26日，正午骄阳下，一辆三轮车将一个男子载到原洛宁县人民医院老门诊楼下，这里，现在变成了洛宁县委的办公所在地。
下了三轮车，走进楼里。他随机敲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后来知道那是武装部。他显然有些着急，事后回忆说：“别人都等着我上车呢。”
他是大河网记者刘静沙，跟随一支三十多人的采访队伍来到洛宁——当时，洛宁县为救助孤儿发了文件、定了制度，此举在全国民政系统获得表彰，于是三十多名河南当地记者涌向洛宁。
午餐时，一个陪同人员随口说起，“有的县委办公机构还在租用民房”，刘静沙马上留了心眼——这是独家新闻。
饭后，刘静沙独自前去探访县委办公地，“时间很紧，人家那边在等着我上车，我溜出去了一个多小时。”
此后，30多家媒体各自刊发文章，其中以《东方今报》的新闻最为抢眼，标题是《一个穷县的奢侈救助》。但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关注。7月21日，刘静沙的报道刊发，独家报道了县委租房办公的事，文中提到“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而且都比建办公楼要紧得多”，并列举了救助孤儿、兴建人畜饮水工程、“村村通”工程、深山散居户的搬迁安置、新建和改造公路等。
文章末尾，记者还引用民政局局长王峰的话：“我们还是喜欢这样的‘寒碜’。”
本来在文中，刘静沙也写到了县委新办公楼正在施工，但发表时却被删掉了。
刘静沙原本以为这只是一篇小稿，没想到却迅即引起了巨大反响：次日，全国都市报纷纷转载。而在外界，开始将救助孤儿与租房办公直接划上等号了，网络上一篇评论将此事推到了顶峰，这篇评论将洛宁县委租房办公，与周总理当年为何不盖国务院大楼联系在一起。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种评论则将矛头指向了穷与奢的对比，有网民认为，在众多县委县政府盖豪华大楼的背景下，县委租房，是让人欢喜的“寒碜”，中华网论坛的一位网民发言说，竟然还有租房办公的县委，估计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了。
惟一稍有差异的声音，来自《郑州晚报》，7月26日，该报的报道中采访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刘认为：“救助孤儿和重建县委办公楼，两者都很重要，洛宁县委不能因缓建机关办公楼救助孤儿受到表场而走极端，在盖楼与救助孤儿这两件事之间，不应该有必然的联系。”
而在此前，“租房办公”给人的印象是，洛宁一直没有盖楼，但这篇报道使用的“缓建”一词，也第一次让洛宁县委正在新建、即将完工的办公楼，悄悄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县委书记谈“租房办公”
事实上，2005年2月，高维勋走马上任时，首先就遇上办公楼的事。
其时春节刚过，他走进为自己准备的办公室，1970年代的砖混结构，1970年代的手工木门木窗，地板坑坑洼洼，墙上涂料斑驳，总共20多个平方，他不由皱起眉头：“咋会是这么一种情况？”
原来，老县委办公楼2004年出现裂缝，成了危房，被逼搬迁。高维勋来上任时，县委的牌子已半年没处挂了。
“脏兮兮的，很破败的一种感觉。没有点现代气息，人的观念好像都给带旧了。”
“得赶快把楼修起来，把四大班子集中到一块，开个会、办个事也方便，还能节约办公成本。”高维勋说。他随即到规划中的新区亲自查看，站在空荡荡的路边，脑子里就开始盘算钱的问题了：“征地少说要1000万，基建加其他乱七八糟的怎么也得2000多万。整个下来要3000万-5000万。”
县里的机关干部，这时也指望着新书记来后，可以建一个新的党政办公中心。
但到任两个多月后，高维勋却自己否定了这个想法，“洛宁是国家级贫困县，需要花钱的地方一堆一堆的。”
“你想，要是新盖办公中心，人头资金不能动，项目资金不能动，支农、扶贫、以工代赈，哪个也动不得；政府不能贷款，只能用自有财政的增量。3000万-5000万，相当于全县两年时间的全部财政增收，这就比较麻烦……”
2005年5月，高维勋就是这样向县长马振宇说起自己想法的变化。
那天，洛宁的党政一把手，同坐一辆轿车的后座上，算这笔账。
而在洛宁一位当地干部看来，“除了经济账外，政治影响也是重要因素，新官来了就修衙门，对他的形象肯定很不好。”
50岁的高维勋此前任职洛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在仕途上被外界看好。
没有钱，有没有可能进行土地置换，将县委的9亩地换成钱，再建新办公楼呢？在不少地方，这是一个通行的做法。
但高维勋说：“地方小，周围挤着乱七八糟的房子，地段很一般，后面还有一座小危楼要扒掉，门口横着一条渠——置换不出价钱啊！给别人谁要？”
高书记决定搁置新建办公中心的计划，“我不想被人家说：高维勋盖了个衙门。”
但办公楼总不能不建，县委的牌子总不能不挂，高维勋有了新主意——在老县委的原址上建一座楼，让县委机关能够搬回去，这样大约只需花700万元。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金强列席四大班子会议时，才听到办公楼“大方案”改“小方案”的消息，他心里犯了一下嘀咕：“改了？”
会上虽然仍有人提出原址太小等问题，但高维勋此前已与县长及班子主要成员算过账了，半个小时不到，议题就顺利通过。
2005年6月，洛阳市委书记、市长到洛宁视察，高维勋当场陈情，两位领导随即拍板：市里支持500万。因为高维勋的一句调侃给书记、市长印象很深：“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洛宁是‘地下党’领导的。”
高维勋解释：“要是还按原来那方案，几千万建楼，这钱就很难要下来了。你想，你准备花三五千万，市里不可能解决这么多，给你500万又干不了什么事，还不如不给。”
钱的问题解决了，方案也定了，2005年12月，原址之上的县委办公楼举行了开工仪式。
“我们无意炒作”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媒体关注，这座楼就将平静地完工——2006年10月1日，预定的日期，县委干部们将平静地搬回去上班。
在高维勋的设想中，大约三四年后，盖新办公中心的计划，就能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了。
“只要投资能够在一年财政增量的限度内，这个问题就比较现实了。”
但现在，洛宁租房办公，在外界的眼里，已经戴上了一顶顶光环——救助孤儿、老人社保、百姓喝水、村村通公路、深山散居户的搬迁安置……
当地的一位干部说，“好像所有的好事，都已经与办公楼联系在一起了？那我们是不是永远都不能盖楼了？”
高维勋也被困扰了，郑州的一位老同事打电话来问他，“你们真那么艰苦吗？”
几天之内，高维勋忙不迭地接电话——从洛阳，到郑州，甚至北京，少说二十多个电话打来。尽管都是熟人，还是有将近一半的电话，要向他求证此事——“真的吗？”
有一个电话这样发问：“是不是以后三年内都不打算盖办公楼了？”
还有人欲将洛宁县的租房办公，与郑州市惠济区被传为世界第一的办公场所作个对比，高维勋忙不迭地摇头摆手：“可千万别！”
“确实没想到”——从县委书记高维勋，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金强，再到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张少治、张光杰、冯合理，他们都告诉本报记者：“这不都挺平常的事情吗？”
高维勋叮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颜冰，颜冰再一遍一遍向记者转达：“我们无意炒作。”
但当地的官员也告诉本报记者，救助孤儿、扶助老人等等，这些确实都是事实。
高维勋上任之初，某乡镇一名孤儿入室抢劫杀害了另一名孤儿，作案的孩子，身上只有两元钱。高维勋派人一调查，全县共有孤儿478人。其中衣食不保、生活贫困的，就占到了75%。于是先拿出了“百十万”，用于孤儿救助。
到任的第二个月，供销社的一群离退休职工上访，两千多人的养老金没有着落。于是县委紧急研究，觉得这确实得解决好，于是又拿出了五、六百万，解决他们的社保问题。
到下面乡镇调研后，高维勋感觉“压力更大了”：好几个乡镇的办公室是土坯房，吃不上自来水；西边的乡镇不通公路，全县45万人口中，贫困人口至少8万。
高维勋到任一年半，就组织外出招商50多次，但投资环境是：县城里只有两条干道，到处尘土飞扬，于是县里花了3000万元修路村村通水泥路，解决群众唱水难等问题，也一一得到逐步解决。
2005年，洛宁县财政收入为1.02亿元，这是历史上首次过亿，财政增收3000万，使洛宁在全省提高了38个位次，但同一年全县支出3.5亿，缺口靠各类项目资金及上级财政资助来弥补。
但这不是说洛宁就不需要办公楼了，采访结束时，高维勋希望能告诉外界，改善办公条件很有必要性：“(现在这样)不光是贫穷，还缺少一种生机和向上的气氛。面貌改变不是一个表象，只有让人不断看到变化，才能催生干劲，心灵上增加些蓬勃向上的现代气息。”(来源：南方周末）
河南洛宁县县委原有的办公楼在2004年作为危房被拆除了，至今再没有修建。现在，堂堂的县委机关就在县城的各个角落租房办公，县委的牌子都没处挂。该县县委书记高维勋是这么认为的，洛宁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而且都比建办公楼要紧得多。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四处租房办公的县委，该花钱的地方却花得大方。由不算很穷的洛宁县委几年来一直租房办公，笔者不禁想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共和国总理不愿盖国务院大楼的美好往事。
面对一些部委领导建政府大厦的建议，周总理说：建政府大厦不是当务之急，利用中南海现有的旧房屋，一样可以开会、办公。他对建议者讲：“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就不盖国务院大楼。”
聚焦豪华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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