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作为地下文学，其创作者的民间地位和边缘身份，决定了它是漠视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

　　手抄本的传阅史

　　□杨 健

　　随着《一双绣花鞋》、《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在2000~2001年先后出版，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引起了出版界对手抄本的广泛关注。2003年，根据“文革”时期手抄本改编拍摄的电视剧《一双绣花鞋》热播，更在唤起许多观众回忆之余，让人们再度关注手抄本的流传与阅读。

　　在那个年代，作为大众集体无意识写照的手抄本，基本有两方面的内容：反特文学、性与爱情。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远东之花》《曼娜回忆录》《少女之心》《塔姬》等。

　　富于生命创造力的世界

　　“文革”时期生活极端封闭，社会缺乏个性创造的空间。人们的想象力只能到斗争的对立面——敌人的世界去展开想象，幻想和建构那另一半“世界”。在民间文学中，对立的两个世界，虽然矛盾十分尖锐，却相互依存，甚至有着密切的思想情感交流。某些故事将那个对立的世界，描述成一个异质的富于生命力的世界，新鲜的情感都源自那一世界的异质文化。这些故事都传达了一种共同情感体验：对敌人的世界抱着恐惧与向往的矛盾情感。

　　《塔姬》描写了化学家与交际花的恋情，还有国民党军官穿插其间。化学家的那把小提琴则象征着文化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梅花党》中侦察员与女特务的爱情，俊男靓女在资产阶级上层的客厅中翩翩起舞，透出对异质文化生活的向往。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所批判的事物，无意识中流露出真实思想，那些令人恐惧的反动事物，正是强烈吸引人们的。

　　有些故事试图突破“文革”社会贫乏、狭窄的文化空间，进入一个可以张扬个性的世界。《叶飞下江南》从政治内容上看，是一个歌颂政府实行“安定团结”、整顿社会秩序的故事，但它的深层叙事，却是在描述一个在社会中执行正义的现代独行侠的形象，赞扬个性自由才是它的真正主旨。

　　《林强海峡》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虚拟出一个广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充满了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科技发明和新奇的先进事物。林强是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他像《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是能够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民间英雄。故事结尾以林强来命名台湾海峡，可谓点睛之笔。海峡是大陆和台湾共享的空间，是一种政治、文化空间的隐喻，以林强来命名这个重要的空间，是将政治冲突的空间，变成一种个人的空间，使其脱离僵化的政治、文化模式，成为富于生命创造精神，可以驰骋个性的空间。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而这些故事却可以克服地域因素广泛流传。其原因除了它们吸引人的曲折情节和完整叙事结构，主要还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合乎民众心态的共同母题。

　　反映两性的手抄本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类，一类描写爱情生活，试图戴着革命道德的镣铐舞蹈；另一类则为赤裸裸的性描写，丢弃了一切文化禁忌。

　　“洁”与“脏”的版本之争

　　70年代手抄本《少女之心》在民间广泛流传，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之一。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这本小册子。各地公、检、法部门都把它当成“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黄色毒品进行清除。究其原因，中国社会的“谈性色变”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

　　“文革”手抄本的搜集、研究工作，开展至少有10年以上了，从目前的田野考察来看，《少女之心》可以说是唯一尚存的、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性罪”手抄本。该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这类性主题的手抄本，其中大量细节涉及性内容，但客观地看，文章的描写其实均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

　　近年来，人们的性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电视台开设性卫生讲座，街头出现性用品商店，人体艺术风行一时，《少女之心》也从当年的手抄本搬上了互联网。面对《少女之心》这个富矿，多个出版社都同时在努力运作该书的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洁本”《少女之心》的出现，就非常自然了。

　　最早的“洁本”出现在1998年的深圳。据当时有记者采访多位曾抄写该书者，均认为所谓的“洁本”纯属胡诌乱编，与当年的手抄本毫无关系。而“洁本”最终被有关部门追查，全部收缴。

　　2004年初，全国图书发行会前夕，“洁本”再次浮出水面。曾成功地推出《一双绣花鞋》、《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的出版人、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白士弘宣称，《少女之心》的出版手续已办妥，正筹办印刷事宜。

　　白士弘准备出版的《少女之心》，其实就是6年前在深圳被禁的“洁本”，只是这次“包装”得更精致、更专业化了。《少女之心》的这次出版，同样被查禁。但经过手抄本研究专家白士弘的周密包装，在作家摩罗的首肯和赞许下，“洁本”的正统地位得以建立起来，而历史上曾经广泛流布的手抄本成为被无数抄写者性渴望支配下产生的“脏本”。

　　其实白士弘计划隆重推出的“洁本”，除了名字相同之外，无论是在人物名称、地点、故事情节和细节，以及思想内容上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脏本”都毫无相同之处。

　　孙正龙曾著文批评，出版《少女之心》是文化投机心理作祟。出版者看重的是“少女之心”这块品牌。“少女之心”已然成了一种指代，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那就是“黄色”，而出版者也许就是看中了这个效应。

　　世俗化的幸福观

　　在“洁本”推崇者看来，原创的“洁本”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思想性上都远远高于群体抄写者们演绎出来的“脏本”，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文革”是一个漠视和抹煞性差别的时代，一些男性从事的行业，如深山伐木、开采石油和高空带电作业，都出现了“铁姑娘”队。“文革”也是一个高度禁欲的时代，在一些“文革”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没有爱情和性生活的。如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她们的丈夫不是革命军人（江水英），就是在外跑单帮（阿庆嫂）。性不仅是一种文化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禁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在集体禁欲的社会环境下出现“黄色小说”手抄本的流传，绝不是毫无缘由的。

　　直面《少女之心》对70年代年轻人的重大影响，就不得不直面人性存在的物化基础，不得不接受本能的冲动是人性中最巨大的势不可挡的一种能量。《少女之心》只是一个引子，但它激起的能量反应却是空前绝后的。

　　青少年传抄这种“小说”，首先是为了了解性知识。它还谈不上是“文学”，但是在性即是罪的时代，以“叛逆”性的勇气追求和宣布性是快乐的，确实具有一种“文学”因素。

　　《少女之心》对人体官能的青春“迷狂”，是对非理性的一种认定。手抄本不可抗拒的流行正是非理性的胜利。返顾历史，非理性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一切流行的价值理念都是一种人为的思想预设，对任何崇高的思想预设，都必须保持冷静与质疑，只有站在人本的立场上，对包括民主、自由在内的一切价值观念保持警惕，才能避免被天国的美景引入人间地狱。

　　摩罗给予“洁本”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这部作品凝结着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道德意识、性观念和伦理观念，是对于时代黑暗的深刻而又荒谬的体验与反抗……就像《野兽》、《波动》诞生于北京思想者群体、黄翔的诗歌诞生于贵州觉醒者群体一样，我们可以假设《少女之心》也是从当时最有思想最有反省意识的青年思想者群体中诞生和流传出来的，因为这样的作品绝不是一个封闭环境中的文学青年所能够写得出来的。

　　摩罗分析发掘出了“洁本”的精华所在。但是，他高估了“洁本”的历史价值，也低估了“文革”地下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性。“文革”地下文学的本质，并不是抵抗“文革”意识形态的，恰恰相反，它是漠视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

　　“洁本”有意识地迎战严肃的禁忌性的话题，并且无所顾忌地与主流价值对抗，将性罪观引向了政治意识形态，体现了与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道德、价值取向。可以说，“洁本”更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它的对抗性也反映出与传统社会的对位性。

　　从“洁本”鲜明的对抗意识、明确的价值判断，笔者猜测它绝非“原始本”，反而可能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作品。当然，这只是笔者“大胆的假设”，有待“小心的求证”。

　　“脏本”作为民间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现实传统的漠视和超越。从表层看它与传统缺少直接的对抗，从另一层面看，手抄本创作者的民间地位和社会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的高蹈式的表述倾向和价值取向。他们与正统文学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由此联想“白洋淀诗群”的“现代诗歌”，它们与“文革”意识形态、传统话语的非对抗性的错位和逃逸，正是民间文学的旺盛生命力和原创性的所在。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文革”过去40年的今天，我们再来阅读“脏本”——真正的《少女之心》，就会发现，作者对她所描述的性活动，说不上崇拜，也谈不上忏悔，而是表达了一种切实的人生体验。笔者重读时被其健康的性意识所震动，《少女之心》所说的都是常识，普通的、不带偏见的日常价值判断。如果说，它是一种价值观念，也只是一种市井化的价值观，一种世俗化的幸福观。

　　圣·鞠斯特曾经说过：幸福的思想在欧洲是崭新的思想。200年之后，在中国，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幸福的思想在中国是一种崭新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评判说《少女之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性文学，而且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