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红 华裔女记者震惊英国
若有新闻从业者告诉我们，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说谎。美英侵略伊拉克时，那些“中立”的英国媒体，全都是主战的。我认为，新闻从业者必有社会立场，而一个好的新闻从业者必有社会责任感
白晓红
1968年生于台北。1991年辅仁大学毕业后，留学并定居英国。2001年正式进入英国主流报纸《卫报》，报道劳工、移民、少数民族社区等问题。同时也为《声音》杂志（Voice）做专题报导，并担任英国《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的编辑。 其父白秀雄先生过去担任过台北市副市长职务。
■实习记者 赵瑞华
“你不经历他们的生活，怎么能真正了解他们？”这是当被问及为什么决定以匿名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采访时，白晓红的回答。
将白晓红拉入我们视野中的，是她在本刊发表的《中国偷渡客泣血英伦》。为了这组报道，她匿名深入到中国偷渡客中，与他们共同工作和生活11天。在此之前，她曾花费三年左右的时间，进行了250多项访问（并经常短期与受访者居住），写成一本名为《隐形生产线》的书，以记录英国非法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现状。
我的大学4年，
就是参与学运的4年
虽然出身于台湾国民党官员家庭，但白晓红似乎从小就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诸多不满。上初中时，她因反感学校军事化的制度而写文章到当地电台，结果差一点被学校退学。此后，为了顺利地从初中毕业，白晓红不得不有所收敛。然而上了高中没多久，她又“原形毕露”，成了学校有名的“问题学生”，经常因为拒绝向蒋介石铜像敬礼之类的事而被教官罚站。而且她还严重偏科，她喜欢的科目，比如英语，经常拿第一名，并代表学校参加语言竞赛，不喜欢的科目，却是碰也不碰。1987年，白晓红考入台湾辅仁大学，学习西班牙文学。相对于中学而言，大学有更加自由、开放的氛围，使白晓红终于有机会“明目张胆” 地以自己的行动表达她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我的大学4年，就是参与学运的4年。”
“1980年代中期，是当时台湾学生运动的初期，那时的学运多以校园的议题为主，如台大发起的学生主权运动。在辅大（辅仁大学），‘军事教育退出校园’、‘校园自治’一直是这个时期的诉求。到了1986年后，台湾学生运动已与本土社会运动(比如环保运动)结合在一起，它的诉求也就反映了整个台湾民间社会对执政者的要求。这个时期，学生运动更直接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要求民主化和‘国会’改造。记得在1987-1988年期间，几乎每周都有街头活动——多在政府行政部门前，或有象征性的地点，如中正纪念堂，我和同学们四处散发传单，在校门口召集学生参与。我是个活跃的参与和宣传者，但不是领导。
“令我最记忆犹新的一次学运，是1990年3月开始的‘野百合运动’。它是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开始的，各校学生聚集，占领‘中正庙’——学生这么称呼中正纪念堂——一个多月。那是台湾学生对老人政治和军人‘组阁’( 郝柏村被任命为‘行政院长’) 最激烈反抗的表现。参与的学生同时在学校里呼吁同学罢课，去占领中正纪念堂。我记得当时的广场气氛，似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是台湾学运发展的最高潮，它使学生成为全民的代言者，这可从每天到广场上送茶水的热情大众那里看出。国民党政府在这种无可抵挡的全民压力下，不得不允诺召开国事‘会议’，学运因此收场。‘国事会议’成为1990年代台湾‘宪政改革’的开始。”
在白晓红的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追求自由和对现实的反叛精神。国民党统治下的保守、压抑的台湾，显然与她的精神诉求格格不入，“台湾的天空，令我感到窒息! 从小到大，你必须循着社会为你既定的模型塑造自己的未来，没有个人自由创造的空间，没有他途可寻。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我一直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总之，离开台湾，到国外寻找自己的空间，是我的愿望！”
1991年，白晓红大学毕业后来到英国。一开始她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学习文化批判理论。这期间，她结识了一些社会主义组织，并在两年多里定期参与他们的活动，这让她逐渐认识了英国社会。之后，她为台湾的出版社介绍新书，承担翻译及撰写导读的工作。2001年，她再次返回学校学习。这次，她选择了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系。同年，在一位教授的推荐下，她进入英国主流报纸《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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