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虹丈夫Jo

　　体验式报导，是最直接最有力的

　　2004年3月，在英国传媒大举辩论外籍劳工之时，白晓红装扮成签证已过期、急着找工作的中国学生，深入到英国葛兰平肉类加工厂，深入体验英国非法移民的生活。“对我来说，那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报道方式。从他们的视野来看他们的经验，是我一直想做到的。”

　　这组调查性报道在英国《卫报》刊出后，在英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激起了英国社会各界对外籍劳工，特别是无证劳工近似奴隶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并致使政府在数月后通过了《工头执照法》，将工头纳入国家注册管理体系。

　　“我最敬佩的新闻从业者，是像冈特·沃拉夫（德国调查新闻记者）这样的记者。冈特·沃拉夫用了2年时间，假扮成一名土耳其工人，匿名与外籍劳工共同生活、工作，亲身体验了德国社会底层外籍劳工悲惨的生活状况。他的报导‘Lowest of the Low’揭发了德国这个所谓先进国家里的种族隔离，以及政客和宗教领袖的虚伪，震惊了欧洲。此后，他的姓氏沃拉夫，就成了‘调查新闻学’的代名词（在瑞典文中，沃拉夫就是‘调查’之意）。‘以欺骗的手段，来揭发社会的欺骗，’冈特·沃拉夫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人物周刊：身为曾经的台北市副市长的女儿，能谈谈你父亲白秀雄先生吗？

　　白晓红：我以前常对我父亲说，幸好他不是政客，只能说是技术官僚。

　　人物周刊：你大学时代经常参加学生运动，你父亲对此是什么态度？

　　白晓红：他通常是保持着“既不鼓励，也不制止”的态度。由于他的工作，他无法主动地支持我的行动，但他作为一个国民党员，倒经常流露出对国民党的不满和憎恶，这对我也起到了一些鼓励作用。那时，我经常对他说，“你为什么不退党呢？”他的回应总是一声叹息：“哎！”

　　人物周刊：你的父亲，你的家庭，对你的性格与你目前所从事的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白晓红：我父亲在我大学时代常看着我的“所作所为”，很自在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其实，他的这种态度给了我挺大的发展自由。我想出国念书，他完全支持。我父亲在社会工作领域，我母亲在教育领域，皆多有著作。我父母亲给我的最大影响是，我从小就看他们写的书，从小喜欢拿笔乱挥，喜欢用笔表达意见。我7岁就爱投稿，是台湾儿童爱看的《国语日报》的忠实读者。我父母亲从我小时候就鼓励我投稿，常给我加油。

　　人物周刊：美国有位学者提出，新闻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新闻从业者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并树立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你同意这一观点吗？

　　白晓红：非常赞同。我相信，若有新闻从业者告诉我们，他是中立的，他一定是在说谎。在美英侵略伊拉克时，那些“中立”的英国媒体，全都是主战的。我认为，新闻从业者必有社会立场，而一个好的新闻从业者必有社会责任感。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你的家庭？会想家吗？你在英国有自己的家庭吗？

　　白晓红：当然会想家啦！不过我和我父母亲和弟妹都很看得开。我们经常在伦敦或欧洲其他地方见面，一同旅游。其实我发觉，我和父母亲之间的距离越远，感情越好。或许是距离带来了比较客观地看待对方的机会。过去曾有的一些矛盾，现在都变得不重要了。另外，我也逐渐把伦敦看作自己的家。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日子。我和约翰住在东伦敦，结婚多年。他从事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是有精神疾病的老人。

　　人物周刊：你对目前在《卫报》的工作满意吗？今后是定居英国，还是回归故里？

　　白晓红：我对我的工作还算满意。正准备将《隐形生产线》改写成英文版。目前没有回台湾的打算，主要因为离开太久，人事已不熟悉，回去还需重新调适。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婚姻？

　　白晓红：婚姻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主要机构。很多中国女性完全是以它的功能性来看待它。对我而言，它只是一张纸，没有意义。结婚，是让父母高兴！

　　人物周刊：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做一个自我评价，你会说什么？

　　白晓红：不够实际，需要以经验来让自己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