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经过半年多的考察和筛选，7月底，三名法学家何家弘、宋英辉、赵旭东，分别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为副厅级官员。这在最高检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开创之举。

　　最高检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三位法学家的专业水准、人、政治素质适合副厅级官员的位置。

　　最高检的这次特殊任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其中之一就是，面对各种质疑检察机关宪政地位、取消和削弱检察权的声音，面对检察制度和检察理论的挑战，最高检要培养自己的中青年法学家，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

　　8月3日，星期四，何家弘起了个大早，匆匆吃了点东西，就坐车来到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北侧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今天的日子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来说很特殊。他不是受邀来开会，也不是来讲课，而是来最高检上班的。进了最高检大门往左一拐，是一座四层办公楼，装饰一新，一、二层是反贪总局，四层是渎职侵权检察厅，何家弘的办公室在四层，单独一间，布置简洁清新。他在这里的身份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导，而是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因为今天赴任，渎职侵权检察厅的同仁开了个欢迎会，有人开始称呼他何厅长了。

　　最高检任命了三位特殊的副厅长

　　何副厅长的任命是一周前宣布的。7月26日上午，在最高检会议室，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春旺任命了三位副厅长(副主任)，除何家弘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英辉任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任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三位副厅长(副主任)的任职期限都是一年。

　　当天的会议级别很高。最高检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张建军告诉记者说：“主持会议的是常务副检察长张耕，贾春旺检察长讲了话，邱学强、王振川、朱孝清、姜建初四位副检察长也都到会。六位检察长参加了座谈会，最高检领导都很重视。对三位专家、教授来最高检任职的意义，贾春旺检察长在讲话中已经给破了题：最高检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开创之举。这既给最高检机关提供了面对面向专家、教授学习的机会，也给法学专家、教授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直接指导实践的平台。”

　　据记者了解，最高检对三位教授的行政职务任命与机关内部的任命稍有不同：前面多了两个字——挂职。“工作职责和权限与机关内部的一样，有职有权。”张建军说，唯一不同的就是，考虑到各位教授在大学里面还有教学和科研任务，规定上班时间可以灵活一些，但“平均每周不少于两个半天”。

　　也就是说，这三人的身份，既是大学里面的教授、博导，又是最高检的副厅级官员。而这两重身份又都不是虚的，在大学里他们要给学生上课、做研究，在最高检，他们要来坐班；大学是事业单位，而最高检是最高司法机关，司法机关要办案，有司法决定权。三位副厅长目前还没有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检察员，行使职务时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据记者了解，最高检的这个开创之举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和认可。

　　“最高检研究室编制是一正两副，宋英辉来之前是一正一副。”最高检研究室主任陈国庆告诉记者说，“我们非常欢迎专家来挂职，这对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加强与学界的联系有很大帮助。专家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我们要创造各种条件发挥专家的作用。根据分工，宋厅长分管司法解释、法律研究、专题业务调研和其他重要业务工作。”

　　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王鸿翼、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都表示，非常欢迎专家来挂职，并表示要支持和配合挂职副厅长的工作，让专家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何家弘、宋英辉、赵旭东三位专家在会议上分别作了一个表态发言，尽快适应最高检机关的工作环境，珍惜这次挂职机会，结合自己的专业，努力完成最高检领导交给的任务，促进检察理论研究更加深入。

　　挂职副厅长有严格的任职标准

　　为什么要选这三个人来最高检任职？

　　“整个酝酿和筛选过程有半年多。”张建军介绍说，“按照有关规定，最高检领导、各厅室局、直属事业单位都可以推荐人选。我们筛选的标准有三个：一是学术水平要高；二是人品要好；三是政治上要强。此外，还要保证来最高检上班的时间。”

　　“去年底，最高检政治部的领导找我谈挂职的事情，征求我的意见，我很高兴。理论研究接触的东西都是间接的，有这样一个直接接触实践的机会，是很好的。”今年53岁的何家弘对记者说，“我和检察院有缘分。19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在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实习过；199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是《中美检察制度比较研究》，1995年检察出版社将我的这篇论文用英文出版，这是一本向国外专家系统介绍中国检察制度的英文专著。我研究的方向是刑事证据、犯罪侦查，这与检察工作紧密相连。我在公检法机关都讲过课，但讲课最多的还是检察系统。”

　　何家弘对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也很高兴：“我研究证据多年，对一般的刑事案件研究多，对贪污贿赂案件研究多，但对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如何收集证据、运用证据研究比较弱，包括侦查手段的研究，到这里工作，正好可以弥补学术研究的不足。因此，应当感谢最高检领导对我们的信任。”

　　与何家弘一样，宋英辉也是与最高检“亲密接触了”半年多才被任命为研究室副主任的——“我已经上了两天班了，目前要尽快适应机关的工作节奏，多搞调查研究，使理论研究更符合实践情况，更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三位教授来最高检是挂职，但政治部门完全是按照厅局级干部的标准进行选拔和任命的。在年龄上，三人都是50岁上下，年富力强；学术上，都是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导(三人都是博士后导师)，全国优秀中青年法学家，属于“又红又专”。此外，三人都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何家弘曾两次赴美国进修学习，并于199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赵旭东曾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宋英辉曾在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部研修日本刑事诉讼法。

　　来最高检任职前，何家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法学博导，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杰出的侦探小说作家。“我是中国作家协会唯一的法学博士、法学教授，写了5部长篇小说，其中4部‘洪律师探案系列’在法国翻译出版，在法语国家影响很大。”何家弘认为，他是在通过小说、破案故事来宣扬法治，因为中国的武侠文化太发达，武侠尽管也扬善除恶，但不讲法律，可以说是“无法无天”，对社会发展不利。

　　赵旭东是研究商法的，担任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也属业务对口。此前，他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后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兼商法研究所所长，2004年担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司法起草专家小组成员，200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宋英辉今年49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博导，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室主任。这次挂职最高检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司法解释和法律研究工作。正值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最高检把宋英辉放在研究室副主任的位置上，也是用其所长和深思熟虑的。

　　最早的挂职在海淀

　　三位法学专家到最高检挂职副厅级官员，是最高检历史上的第一次，具有开创意义。但法学专家到基层检察院挂职却有12年历史了，也正是专家到基层检察院十多年的挂职实践，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官队伍，让最高检下决心将挂职这一模式适用到最高司法机关，并在全国检察机关进行推广。

　　“去年12月，最高检在广西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干部人事处长会议，请北京、黑龙江介绍了挂职的经验和做法，会议要求有条件的地方都要推广北京和黑龙江的做法，引进专家学者来检察机关挂职。”张建军说，各省市凡是有法学院的，都要采用挂职这种方式，进行双向交流和沟通，达到双赢效果。

　　北京和黑龙江挂职搞得好，有一个人很关键，他就是2004年底由最高检空降黑龙江担任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的姜伟。“他是专家学者挂职检察院的第一人。”张建军介绍说，姜伟原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导，与宋英辉同岁，都是1957年出生。1994年，姜伟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前，海淀区检察院请示北京市检察院，北京市院又请示最高检，因为当时从事业单位到司法机关挂职没有先例，在政策上遇到一些障碍。最高检政治部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一件带有改革意义的好事，是检察机关借助社会智力资源，加快专业化建设来提高自身素质的好机会，只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审批，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履行好任职手续，就应该大力提倡，努力推广。

　　最高检的答复让海淀区检察院吃了一颗定心丸，在协调办理有关法律手续时也顺利了许多。姜伟挂职两年后，正式调入海淀区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后来，最高检直接调任姜伟担任最高检刑事检察厅副厅长、公诉厅厅长。2004年空降黑龙江担任省院检察长(副省级)。

　　说起姜伟这个挂职典型，张建军部长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姜伟到黑龙江后，在各级党委的支持下，认真抓好检察队伍建设。经省院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提出了“10、11、15、50”人才引进工程，把聘请专家学者到检察院挂职一下子搞成了检察系统全国先进，并把挂职延伸到地市一级检察院(选任副教授以上专家学者担任地市一级检察院副检察长)。

　　“姜伟挂职后，陈兴良、黄京平两位教授又先后在海淀区检察院挂职担任副检察长，进一步带动了这项工作在北京的全面发展。”张建军说，海淀与教授工作单位进行沟通协商，核减挂职教授的教学等其他工作，保证他们在检察机关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这种做法也值得各地借鉴。

　　最高检要培养中青年法学家

　　“尽管最高检的厅局级干部在年龄和知识结构上有了很大改善，也培养了一些专家型领导干部，但在检察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中青年法学家还很少；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法学家更少。”张建军分析说，“在这方面，我们比法院系统有差距。因此，最高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投入，整合力量，统一规划，加强对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领导，加大对检察业务专家、法学专家的培养和引进工作。我们在选任法学家挂职的同时，鼓励最高检的检察官到法学院校担任兼职教授，参加一些专业会议，广泛增加与法学界的交流。贾春旺检察长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多次指示要加强与法学界的双向交流。”

　　据张建军介绍，最高检内设18个厅室局、6个直属事业单位，目前已有20多人担任了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最高检专职检委会委员戴玉忠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刑法研究中心主任，在法学界有很高的知名度。“我们走出去的目的，是为请进来做铺垫。”

　　“从专业结构、知识结构角度分析最高检厅室局领导班子，我们发现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理论研究的风气不很浓；二是刻苦钻研、系统总结司法实践一些规律性东西，更好地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工作，与最高检承担的职责有一定差距；三是整体的法律专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专家型领导干部数量比较少，研究成果还不够多，在社会上和法律界的影响还不够大，检察改革的实践还缺乏成熟、系统的理论支持。”张建军认为，这也是三位法学家挂职最高检的一个重要原因，希望法学家的到任能够加强厅局级领导班子进行检察理论研究、探索的氛围和能力，从而更好地领导全国检察机关工作。

　　何家弘认为，最高司法机关要培养中青年法学家的制度构想，具有很强的超前意识。“我到过很多地方检察院，发现各地都很重视业务培训，不仅仅满足于能办案。从事法学教育的是法学家，从事司法实践的法官、检察官也应是法学家，许多西方国家从事司法实务的人员都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张建军给最高检的中青年法学家定了一个标准，就是在法学界讲话要有分量。

　　挂职是最高检的一项战略考虑

　　三位法学家挂职最高检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几年来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取消和削弱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争论。这场争论随着今年5月中共中央11号文件的下发而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司法机关。

　　“这场争论引发出许多思考，贾春旺检察长提出要加强检察理论研究，大力推进检察理论创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这也是刚刚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张建军告诉记者，“十六大之后，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研究讨论中，各种观点交锋较多，一些专家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质疑检察机关的宪政地位，主张取消和削弱检察权，使检察制度和检察理论面临挑战。最高检领导形容这场争论是惊心动魄。”

　　贾春旺检察长在第十二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面对当前政法意识形态领域一些削弱甚至取消法律监督的言论和观点，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手抓”，认真研究解决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大力推进检察理论创新，努力建立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体系。特别是要针对那些关于我国检察制度合理性的种种质疑，针对那些主张削弱甚至取消法律监督，实际上搅乱人们思想、干扰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错误观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统一思想，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创造良好的理论环境，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那场争论中，检察机关本身的声音比较弱。因此，最高检党组提出了要加强与司法体制改革相关的基础工作，其中就包括法学专家来最高检挂职和最高检检察官到高校兼职。”张建军说，“这是检察系统的一种统战工作，有利于高校、科研单位专家了解检察机关工作，建立感情，增进共识。到高校兼职，可以利用高校讲台，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改善检察制度的理论环境和氛围，也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同时，还可以扩大检察干部的知名度，造就高层次、专业化检察人才。”

　　谈起法学界的这场争论，何家弘记忆犹新。“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法学家，我是生活在现实和理想中间，有一定理想但不能脱离实际。我认为，各国的国情不一样，有的国家检察机关就是单纯的公诉机关，有的有侦查权，有监督职能，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是有渊源的。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大的问题在法律实施环节，极端一点说，目前的立法都停下来，保证现有的法律都能得到有效执行，我们的法治现状就很不错了。所以，中国目前需要一个强势的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如此，检察机关还应当加强垂直领导的力度，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

　　有人称三位到最高检挂职的法学家是“红色理论家”，对这种说法，何家弘认为不太准确。目前，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何家弘有一个问题正准备与厅里的同仁商讨，就是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问题。检察机关管辖的42个渎职侵权罪名和立案标准调整后，在省市一级检察院，可以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侦查队伍，每个人成为精通某几类犯罪案件侦查取证的专家，但是在县区一级，可能还是通才比较合适。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也算是我作为新学生要交的一份作业吧。”何家弘说。(记者 韦洪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