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辉煌连着昨天的历史。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诞生。这，便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随着4年后雁阵惊寒季节的红军主力长征，红色苏维埃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然而，年轻的共产党人75年前留在赣南红土地上的创举，却无疑是18年后金色十月诞生的新中国的伟大预演。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瑞金，寻访留在这座红色之都的红色往事。

　　北京南京

　　比不上“瑞京”

　　“北京南京比不上‘瑞京’，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百岁高龄的陈发姑老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谣，记得那个枫叶正红的季节里所发生的一切。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1月7日下午在谢氏宗祠召开的。当选过这次代表大会代表的红军老战士袁林回忆，就是在这座“人民大会堂”里，当年来自全国七个苏区的600多位代表，代表所辖16万平方公里的1000余万群众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利。一切权力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的红色政权从此诞生。

　　今天，来到瑞金这一当年全国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记者发现：当年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今天以北京为首都的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有意思的是，瑞金在成为红色之都后也曾更名为“瑞京”。

　　瑞金郊外的叶坪就是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外交部、劳动部、财政部、教育部……以及作为新华社前身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当今国家的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红军广场的格局仿佛浓缩了的天安门广场：红军阅兵台——天安门，红军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碑……

　　始建于明代的谢氏宗祠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里面的陈设仍按当年“一苏大会”时的样子摆放。主席台上，绣有镰刀铁锤的红旗至今鲜艳夺目，两侧的标语分别写着：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上方悬挂的条幅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袁林回忆，毛泽东当时曾形象地说：尽管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还很幼稚，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但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各个部委设置该有都有。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

　　“毛主席”这一称呼最先在瑞金叫响

　　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秋，国民党军队接连对赣南中央根据地发起了三次“围剿”。尽管这些“围剿”全部被红军粉碎，但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周围仍驻扎着几十万国民党正规军。

　　袁林回忆，为防空袭，谢氏宗祠和检阅台都披上了伪装，苏区中央局驻地的古樟树下挖了防空洞，还在长汀城郊设了假会场……

　　“阅兵典礼刚刚结束，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就从北方天空滚过来，几架涂着青天白日标志的轰炸机，朝瑞金县城低空飞来。”袁林回忆，“见城内城外空旷无人，敌人的飞机只好把一颗颗炸弹盲目向下扔去。随后又把设在福建长汀的假会场炸成一片火海。”

　　谁来当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元首？

　　早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就在上海开会讨论过这一问题。大家认为：不论谁担任这一职务，都必须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是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工作。大家公认，只有亲自创建并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才具备这两项基本条件。

　　11月20日，“一苏大会”结束。7天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的一片小树林里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和在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为副主席。袁林说，从那时起，“毛主席”这一称呼就叫响了。

　　小小的瑞金聚集了共产党人的第一代精英。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内阁成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军事人民委员——朱德；劳动人民委员——项英；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

　　记者发现，63位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4年后他们被一同选为党的“七大”五大书记，18年后的10月1日，他们又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被任命的军委委员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24年后，他们一起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世上最精干的

　　中央政府

　　古树遮蔽下的谢氏宗祠至今仍是叶坪最显赫的建筑。走进祠堂，我们看到，沿着两边的墙壁，用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里面仅容一桌一床。讲解员说，这就是当年共和国各部的办公室，里面的一切都是按当时的样子摆设的。

　　毛泽东曾对各部的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办公室是小了点，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记得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吧，室雅不在大，办公室有张办公桌就行。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办公室。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只有革命的实际工作者，容不得官僚主义。

　　中央政府总务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注意节约。比如点油灯，国家领导一级的工作人员办公规定点三根灯芯，部一级的只能点两根，一般的单位只能点一根，不能违规。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尤其注意节约，每当他看到油灯里有三根灯芯，总是要弄灭一根。这则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现在小学课本里。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明确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职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款额在500元以上者，即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依款额多少分别处以5年以下的监禁和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没收其本人全部或部分家产，并追回赃款。

　　记者从一些档案材料中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创建之初，便开始了监督国家机关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现象的群众运动。年轻的人民政权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就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

　　红色政权沦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毛泽东在瑞金写下了不少光辉著作。记者发现，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就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4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经典之论就是在这些著作中首次阐发的。

　　然而，这些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光芒，这些至今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却没有被当时主要领导人所关注和重视。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前两天所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在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一年之后的宁都会议又排斥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

　　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疗的毛泽东被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正式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支队伍的直接领导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三个月后，曾口口声声斥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山上的苏维埃的理论”的临时中央便无法在大城市立足，不得不从上海搬到瑞金。这些人的到来使毛泽东的日子更不好过，借批判所谓“罗明路线”，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位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被完全架空。福建的谭震林、张鼎丞、陈潭秋、李坚真，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大批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苏区干部遭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打击。

　　1933年10月初，一艘货运小船把一个德国人偷运到中央苏区，尽管这位名叫奥托·布劳恩或李德的人既不精于军事又不懂中国实际，但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却将他奉若神明，把指挥大权拱手相让。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洋顾问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败再败。看到一批批红军将士倒在血泊中，彭德怀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

　　1934年4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大门——筠门岭被国民党攻占，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以党政军为一体的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8万6千人的红色大军撤离红都瑞金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残阳如血，秋风瑟瑟。长征就这样开始了。陈发姑还记得送丈夫远行的那个秋夜特别凉。（新华社南昌8月3日电）

　　30万人共同保守

　　一个天大的秘密

　　新华社南昌8月5日电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之后安全顺利地跨过“长征第一渡”，国民党谍报部门却对此一无所知。72年前，30万于都人民共同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被今天的党史研究者赞为奇迹。

　　1934年10月7日，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陆续从战场上撤退，奉命到于都河流域北岸大集结，为突围转移做出征前最后的补充、休整。于都县城内外，军旗猎猎，战马嘶鸣。当时于都县的辖区面积比现在还小，人口有30万，是中央苏区建立最早、最巩固的“全红县”之一。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安全集结、顺利转移，全县的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了。家家户户送儿送郎当红军，为部队征集粮食、筹集军费和各类军需物资。

　　据当地史料记载，长征前夕，有一万多于都子弟报名参军，1万多民夫参加了运输队、担架队，随红军突围长征。当地老百姓还自发组成大批慰劳队，带着鸡蛋、猪肉、草鞋等慰问红军战士；妇女们组成洗衣队，帮红军洗衣服。不少群众家里还主动担负了安置红军伤病员、抚养红军后代的任务。

　　有党史研究者做过测算，十万人马的部队，一日三餐就要上千担稻谷。此外，每个红军战士的粮袋里最少还要带上3至5斤米。在那个艰苦岁月，一个小小于都县城的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是把上千担稻谷碾成米、烧成饭，其加工、搬运、燃料都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工作。没有于都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持，简直无法想像。

　　在全力以赴支援红军的同时，30万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子”。今年98岁高龄的于都籍老红军曾福祥告诉记者，当时国民党的飞机成天在苏区上空盘旋，一发现红军目标就狂轰滥炸。为了不暴露目标，红军白天隐蔽在树林里，晚上才开始渡河。

　　为了确保红军安全渡过于都河，于都百姓协助工兵，每天下午4点钟开始架设临时浮桥，晚上8点以前完成，红军通宵达旦夜渡于都河，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岸边，不留任何痕迹。

　　时任红1军团2师4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将军，后来在《别了，于都河》一文中这样写道：“这里的乡亲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甚至待我们胜过亲人——他们帮我们补衣裳，教我们打草鞋，像逢年过节迎亲人一样，给我们捧来香喷喷的红薯、红米饭和可口的菜肴……我们在这里住下后，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结下了更深厚的情谊，真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了……”

　　红军长征曾向

　　陈济棠“借道”

　　新华社南昌8月4日电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前夕，曾与广东军阀达成秘密协议，向陈济棠部“借道长征”，为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记者日前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看到了这份协议的全文。

　　陈济棠是广东地方军阀，曾三次通电反蒋，与蒋介石矛盾较深。据于都县委党史办副主任曾懿华介绍，陈济棠部和中央苏区一直存在贸易往来。

　　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虽然被封为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但因为不愿为蒋介石卖命，消耗实力，所以迟迟不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为了不在堵截红军的战斗中遭到猛烈攻击，他还主动试探与红军媾和。1934年9月，陈济棠曾派密使到瑞金要求与红军谈判。周恩来、朱德认为陈济棠要求和谈是有诚意的，决定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力争与陈济棠部达成停战协议，为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开始的突围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10月5日，朱德、周恩来委派何长工、潘汉年前往寻乌县罗塘镇，与粤军总参谋长杨幼敏等秘密会谈。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谈判，双方最后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济棠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等五项秘密协议。

　　这就是史学专家称为“互相停战，借道长征”的5项协议。但是，由于双方达成的秘密协议没有及时贯彻到粤军驻赣南部队，10月21日夜至22日清晨，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时，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红军伤亡3000余人。

　　之后，陈济棠命令其主力部队撤至大余、南雄及粤北一线。果然，11月5日至8日，突围西进的红军到达粤军管区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未经交火，就从汝城、城口间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