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5日，《都市快报》总编辑杨星在参加第三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时，接受搜狐专访。

　　主持人：今天上午在二层听到您的演讲，我觉得谈的很精彩。另外，很多人也都觉得《都市快报》是一个特色非常明显的报纸。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是被无数家的二级类报纸纷纷的去模仿，从版式到标题在模仿。

　　杨星：应该说你对业界很了解了，有很多大报的领导都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在全国都是一个现象。

　　主持人：对您来说您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北京、上海这样的不会去模仿，我觉得你们有很多订户都是各个报的编辑部。

　　杨星：是。我想北京、上海这样的报纸，他们自己本身应该说也有自己很强的观念、自己的个性，就已经形成了自己比较固定的看报的思路，所以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因为他是有传统的。

　　我们为什么被全国其他很多城市的报纸去借鉴？我想可能这是一个专业上的认同，很多同行都觉得这样一份报纸比较符合他们对于比较理想的媒体的目标的认可。还有，在当地的这些竞争当中它可能缺少方法，完全可以操作的，就直接的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我们很多兄弟报社经常把我们做的一些策划完完全全的搬下来，得到了当地领导的高度赞扬。

　　比如我们有一年做的“让民工的孩子回家过年”，留守儿童，全国农民工的孩子留在家里也是一个问题，2千万的孩子，我们当时让那些孩子来杭州过年或者让他们的父母回家过年，联合了六家报纸。有一家报社也做了类似的，得到了他们市委书记的高度赞扬，构架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操作。其实我们这个报纸一个比较大的个性，它是一个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纸，这在全国的都市类报纸当中是非常有个性的。大家现在的理解就是，都市类的报纸很多都是以那些刺激性的新闻，杀人放火，用这样的一些东西来获得它的市场阅读率，但是《都市快报》完全不是这样做的，在《都市快报》里有很多非常正面，但是很好看的报道。

　　主持人：如何把报道做得正面又好看，比较难。

　　杨星：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好看。社会新闻，第一，大家认为是层次不怎么高的新闻。第二，认为是负面新闻。其实不对的，社会新闻不等于负面新闻。所以刚刚说到怎么把正面报道做得好看，所谓正面报道也不是说正负是一个划分方法，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事件性报道、解释类报道，又是一种分类。

　　比如我们对政府中心工作强调服务，比如说我们杭州要整治路，政府去年就做的三口五路，三个主要的交通口、五条道路的整治、拓宽、改造，你说这个东西会对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日常的行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关于这样的一个所谓正面的报道你会关心吗？你如果在那个城市肯定关心，你如果把它做得让每个人出去的时候都能够方便，关键是如何操作。

　　再比如说，去年我们浙江省有一个口号加“平安浙江”，就是建设一个平安浙江，就老百姓的安全概念、和谐社会都在这个概念里头。省委省政府就组织了一个“平安浙江千里行”，是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很难操作。最後的结果是，我们这组“平安浙江千里行”的报道老百姓很喜欢看，主管部门非常满意。因为政府的中心工作的确立是不会随便确立的，要确立这么一个中心工作必然跟这个地区经济的现状、社会的现状都是有关系的，都是要把整个的城市也好、省份也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跟我们这个省里的每一个百姓都有密切的关系。关键是你怎么样把这个密切的关系表述出来，我认为这是媒体专业性的表现，如果你连这些东西、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能力去阐释，没有能力阐释到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认同和了解，那是媒体没有专业性的表现。

　　主持人：对，这也是这几年都市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就是开始关注时政、开始做主流。

　　杨星：对，对时政报道的认识过去可能大家都比较被动，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主动。这个主动当然如果说过去很多都是都市类的报纸还是比较被动的话，我想现在越来越多主流都市报有这种意识，其实是增强都市报自身竞争力很重要的部分。如果说这个报纸连政府的中心工作，像这样的事件都没有很好的传递，让大家知晓的话，那这份报纸应该是没有权威性的，所以完全能够做得好看。

　　主持人：社会新闻我们觉得很有杭州气质，有人形容《都市快报》是最有杭州气质的都市报之。

　　杨星：我们的意思是怎么理解这个新闻，你的趣味、责任心在这个时候是起大的作用的，我们比较多的是从建设性的角度去思考和观察这些事件，并且觉得我们比较有创造性。比较典型的，最近有一个报道，有一辆车撞了两个人逃逸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件，一个社会新闻。

　　主持人：五百字解决了。

　　杨星：五百字都不用。但是我们做了大半个版，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做大半个版呢？因为逃的那个驾驶员27岁。他为什么要逃？他害怕，去找他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开着这个车先去找他爸爸，问他爸爸该怎么办，后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爸爸帮他办的。长不大的一代，很有代表性，真的很有代表性。

　　主持人：但是如果按照经典的新闻学来说已经变成一个不是事件性的报道了。

　　杨星：对，不完全是，至少给你信息的层面不仅仅是昨天发生的这么一个事，他告诉我们社会上有这样的一群人、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值得大家关注，它的价值就出来了。

　　主持人：然后你们鼓励记者往这方面努力。

　　杨星：对，也就是说从社会新闻当中找到他的真正价值所在，而不是停留在事件的表面上。

　　主持人：不做单纯的事件性报道。

　　杨星：不停留在事件表面性的报道，单纯的事件性报道还是有的，但是你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事件的表现，不行。实际上像这样的事情是常规的每天在发生的新闻，真的飞机哪条掉下来了，不是每天都有的。

　　还有我们提倡，像飞机掉下来了、哪儿爆炸了，这样的新闻判断不需要专业性，买菜的老太太都知道这是新闻。我们专业的工作者它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这个判断。

　　主持人：就觉得一亮的感觉。

　　杨星：对，这才叫专业，要不然老太太就去做新闻了。像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很有益的尝试，也被社会广泛的接受。这样往后，一个，报纸的风气很正，因为我们在文化上跟当地的文化传统也很贴近，再加上又是市场反映很好。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的同行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的。应该说《都市快报》所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办报的思路和一种气质在中国的报业当中是比较独特的。

　　主持人：但是好象其他的报学习的也不是非常充足。

　　杨星：这不是很容易学的。

　　主持人：有人说只有杭州这样的城市才会有《都市快报》这样的报纸，你认可这句话吗？

　　杨星：我应该说认可又不认可，这个东西是相互的，环境会影响人，人也会影响环境，不能说只有这样才能那样。但是比如说同样是我们这群人到另外一个城市办报纸同样能办好，本质是一样的，可能在风格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上会有不同，但对新闻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应该是一致的。

　　主持人：有一个小的、细节性的问题，今天在演讲里面也提到，有一句话叫“我们的写作为什么必须要符合新闻写作的规范，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同时我也在《都市快报》里面也看到很多有趣的报道，看着看着笑。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样鼓励这种创新的，有的时候很多报社也鼓励创新，但是他一鼓励就歪了。

　　杨星：这个把握是很重要的，这个分寸感、度恰恰是艺术性，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到最后都是度的把握的问题，没有绝对错的事情，也没有绝对对的事情，都是度的把握的问题。

　　主持人：你们是往哪的方向努力？比如说以你一个总编辑对杭州读者的了解，你觉得哪些规范是大家不喜欢的，或者说中国的老百姓，或者杭州的老百姓，不喜欢的？

　　杨星：本身我们就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不是什么特殊的人，首先我问我自己。

　　主持人：不是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那种人。

　　杨星：对啊，我们现在很多媒体从业人员都把自己搞的太沉重、太有使命感了，总觉得自己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当然会有不一样，你的思考要比别人深入一点，但是你是普通的老百姓，只要你在这点上没有异化你就能分辨哪些东西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哪些是群众需要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形式是没有任何束缚的。

　　主持人：你们会对记者有行为上的要求吗？

　　杨星：有啊，比如说上午有一位也讲到过，要学会讲故事。像华尔街日报是全世界最严肃的财经报纸，但是它的表现方式是讲故事，它的长篇报道、读者对象是谁啊？没有农民来读的，都是对象精英阶层，即使是对精英阶层还要讲故事，要讲的很轻松，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阅读报纸的时候绝对不是为难读者，说我今天要学习来阅读报纸，是在轻松的情况下阅读的。

　　主持人：这是你们的基本原则？

　　杨星：让大家轻松、愉快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要办一份好看的报纸，当时的很多报纸不好看，新闻应该是最好看的东西，变得不好看了。

　　主持人：不好看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杨星：你就看得很头疼。比如现在很多报纸“领导说、领导再次指出”，你觉得好看吗？其实领导讲话是有道理的，他要把每个方面概括全，因为如果一个方面不全某个方面就会出问题，但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读者可能不一定能够接受领导跟领导之间的讲话这样一种模式，我们的温总理到了农村的家里，他要跟农民说温保问题、打工赚钱问题，就不能说三个代表。实际上过去我们的报纸是工作性的，所以语言体系都是工作体系，就不好看了。现在《都市快报》大家都觉得好看，就你刚才说看着想笑，你就觉得有趣，你不会觉得看这个东西是很大的负担，这很重要。

　　主持人：还是想了解你大致的规范、要求，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灵活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的话我可能报纸往下发就是了。

　　杨星：按照大体系的要求我们有一个很详细的、硬性的操作规范，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操作规范。一个是确实要建立这样的操作规范很困难，因为文字的产品、精神的产品，除非像论说文必须有几段，然后八股文必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可能比较轻松，但这又不是我们的想法。

　　主持人：你们是鼓励创新，但是其实也有只靠内心的度来把握。

　　杨星：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大的问题不在于你创新过了头，而是你根本不会创新，你在老路子上非常鉴定、顽固的走下去，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这样，我说这个问题不是说一个老记者写了20年，你现在要他改他改不了，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不断的加入到这个队伍里面年轻人的坚决的死不改悔的走路，写那些非常难看的东西。

　　主持人：他觉得还很好。

　　杨星：他觉得所有人都这样做。我记得有一个老干部给我们投稿，国庆节的时候他看到一些事情觉得非常有话要说，就写了一个稿子。他把我们的新闻套路摸得特别熟，完全是中规中矩的新闻套路。

　　主持人：这个老干部应该原来也是宣传部门的。

　　杨星：不是，他是一个非行业人士，但是他认为新闻就是这样的，他按照他理解的新闻规范来写作，写起来就很好看了。我们觉得很好看就因为他是外行人，又用一本正经的方式来写一件可能不值得用那么大的一个帽子去套的一个事，就很有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的写出来，如果记者写的我们不会用，你的专业性不够，正因为是普通读者写的，就显得很有代表性。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新闻培训，包括院校的教育，可能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写作上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很多记者我们让他们比如你可不可以不要自称是记者，他就不知道稿子该怎么写了。比如说什么什么人对记者说，记者迅速赶到了现场，记者怎么怎么，你不要这样行不行，他就不知道怎么写了。你不要写记者火速赶到现场行不行，他就不会写了。如果没有记者火速赶到现场，他就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替代这个。

　　主持人：必须是第一视角的。

　　杨星：如果不用这句话怎么让读者感受到记者火速赶到现场了，不知道了，他不会写了。其实我们写作上多少的方式、方法，我们表达非常非常的单调，我说的表达的很僵硬就是这个道理。我现在不愁说哪位同志创新过了头，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