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主编的文化评论集《中国当代文化意识》1989年在香港出版时引起了巨大反响，时隔17年，当这本书终于以《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之名在内地面世，“八十年代文化热”本身就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采访时，甘阳表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当下中国人的基本生存境遇。

　　东方早报：这本书选择在7月出版是否与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热卖有关？

　　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出版是好几年前就与出版社确定的，我在与查建英的访谈中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再版此书。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访谈录会引起这么大动静。所谓访谈也不是那么正儿八经，就是坐在她家里烟雾腾腾地神聊瞎侃———所以她这书或许叫“八十年代神聊”更好。不过回过头来看，这种聊天方式本身就是八十年代的，九十年代大家都忙于挣钱，谁有功夫聊天？现在“八十年代”有可能成为一个炒作的符号，不过说不定也会出现一些更深入的八十年代研究。

　　东方早报：学术界和公共领域的八十年代怀旧热对当下中国有何影响？

　　甘阳：目前谈论八十年代似乎已经很流行，不过多数没有什么问题意识。我在和查建英访谈时曾经说，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意义，在于重新提出了晚清以来的中西文明问题。回顾八十年代，不是要怀旧，而是要通过八十年代重新回到晚清以来的基本问题意识，这就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我们那时称为“古今中西问题”，因为这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生存境遇。东方早报：当初选择文章入集的依据是什么？甘阳：八十年代“文化热”后有很多讨论文集问世，但几乎所有这些文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收入那些直接讨论“中国传统”的文章。我编的这本不同，它注重八十年代中国学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思考分析。我在1988年写的“初版前言”中特别强调，现代以来，中国人怎么认识中国往往首先取决于他们如何认识西方，每次大的思想文化变化实际都是由对西方的认识带来的：九十年代初期最大的思想变化首先是与大量引入西方经济学有关，而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思想变化则与西方各种批判现代性的思想理论有关。中国思想学术下一步要有大的发展，同样取决于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能否有大的突破。我有一个说法很多人知道，叫作“消解西方神话，重说中国故事”。

　　东方早报：八十年代文化讨论最终有没有结出理论的果实？

　　甘阳：八十年代后期已经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例如陈来的朱熹研究和汪晖的鲁迅研究等，都非常扎实。当时影响最大的或许首推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这本书极大地扩展深化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八十年代后期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实际早已超越“五四”那代人，我们八十年代时对胡适等非常失望，因为觉得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非常肤浅。

　　东方早报：你在《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再版序言中称八十年代是最后的“文化人时代”，其中主体是知青。是什么原因使知青这代人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

　　甘阳：八十年代并非只有知青。要完整地谈整个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第一个要谈的应该是李泽厚，他对文革后最初几届大学生有笼罩性影响。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知青一代成为主力军，除了年龄，主要因素可能是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制度，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是1984年、1985年左右，这批知青出身的研究生从1977到1984年期间有机会把全部时间用于读书思考，所以理论准备相对比较充分。

　　东方早报：你在序言中称八十年代是“文化人时代”，九十年代是“经济人时代”。21世纪的头十年已经过去6年，根据你的观察和体验，这未完成的10年正呈现什么样的文化发展趋势？

　　甘阳：目前没有什么文化发展趋势，因为仍然是简单经济人时代。不过年轻一代学者和学生正在读书思考，他们还需要一些理论准备的时间。我相信大概五年后他们会彻底取代八十年代的“老帮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