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比如，一个生物种群中的个体会不断死亡和新生，但从总体上看，整个种群数量没有剧烈变化，因此系统保持相对稳定。

　　生态系统一旦失去平衡，会发生非常严重的连锁性后果。例如，五十年代，我国曾发起把麻雀作为四害来消灭的运动。然而，在麻雀被大量捕杀之后的几年里，却出现了严重的虫灾，使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的损失。后来科学家们发现：麻雀在大自然中要吃大量的虫子。麻雀被消灭了，天敌没有了，虫子就大量繁殖起来。结果出现虫灾暴发，引起农田绝收的惨痛后果。

　　生态平衡是大自然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动态平衡。一旦受到破坏，有些平衡就无法重建了，带来的恶果可能是靠人的努力而无法弥补的。因此人类要尊重生态平衡，帮助维护这个平衡，绝不要轻易去干预大自然，引起这个平衡被打破。

　　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和物质循环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受到外力的剧烈干扰）总是平稳地进行着，与此同时生态系统的结构也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这叫做生态平衡。生态平衡的最明显表现就是系统中的物种数量和种群规模相对平稳。当然，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即它的各项指标，如生产量、生物的种类和数量，都不是固定在某一水平，而是在某个范围内来回变化。这同时也表明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和维持平衡状态的能力。当生态系统的某个要素出现功能异常时，其产生的影响就会被系统作出的调节所抵消。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和物质循环以多种渠道进行着，如果某一渠道受阻，其他渠道就会发挥补偿作用。对污染物的入侵，生态系统表现出一定的自净能力，也是系统调节的结果。生态系统的结构越复杂，能量流和物质循环的途径越多，其调节能力，或者抵抗外力影响的能力，就越强。反之，结构越简单，生态系统维持平衡的能力就越弱。农田和果园生态系统是脆弱生态系统的例子。

　　一个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外力的影响超出这个限度，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就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结构上的变化，比如一些物种的种群规模发生剧烈变化，另一些物种则可能消失，也可能产生新的物种。但变化总的结果往往是不利的，它削弱了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这种超限度的影响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是长远性的，生态系统重新回到和原来相当的状态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这就是生态平衡的破坏。作为生物圈一分子的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目前已经超过自然力量，而且主要是负面影响，成为破坏生态平衡的主要因素。人类对生物圈的破坏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规模地把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人工生态系统，严重干扰和损害了生物圈的正常运转，农业开发和城市化是这种影响的典型代表；二是大量取用生物圈中的各种资源，包括生物的和非生物的，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森林砍伐、水资源过度利用是其典型例子；三是向生物圈中超量输入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和废物，严重污染和毒害了生物圈的物理环境和生物组分，包括人类自己，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工业三废和城市三废是其代表。

　　我国历来以“野味”为佳肴。近年来，社会上吃喝风日盛，城市餐馆争相以“野味”招徕顾客，且从南方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许多新富以“野味宴”相夸耀，菜谱上不仅有一般野生动物，甚至还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此外，以野生动物作为宠物饲养、或制成标本供家庭摆设，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

　　部分城里人喜好“野味”、“野物”之风，激起了农村大规模捕猎野生动物的恶浪，由于禁枪，毒杀已成为其主要手段。不久前山西忻州日报发来消息惊呼：晋、陕、内蒙交界地区毒杀飞禽走兽成风，造成“千山鸟飞绝，万径兽踪灭”的严重局面；有的省市本地的野生动物已被吃光抓尽，便大量从外地甚至国外非法进口野生动物以供应餐馆。而含剧毒野物进入市场，对消费者人身和环境安全又构成严重威胁。

　　还有一些驯养场所以人工繁育为名“合法”买卖野生动物，实际大都是从野外直接捕获或收缴的“真”野生动物，使非法捕猎和经营得到掩护。

　　普遍毒、捕各种野生动物，必将导致生态严重失衡，使我国自然界大量飞禽走兽面临灭顶之灾，却促使有害虫鼠大量繁殖。其后果不堪设想。

　　我国民间人士反对笼养野生鸟的活动已开展多年；1999年春节前夕，“自然之友”等十余家民间环保团体及食品业老字号稻香村食品集团又联合发出“不买、不做、不吃野生动物”的倡议；1999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联名提议广东省建立地方法规，禁食野生动物。这说明社会上有识之士已开始起来抵制这种陋习。

　　根据以上情况，为保护我国生态与资源，革除传统陋习，树立社会新风，我们建议：由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普遍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向全国人大建议：扩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更严格地限制为商业目的捕捉、猎杀各类野生动物，使更多的野生动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建立自然保护区。1998年，长江上游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与此同时，扶贫开发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迅速改善了贫困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然而人类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冲突不断。在一些地方，人与自然争夺着每一寸土地。

　　丽江地区一位林业局负责人说道，“有的老百姓总以为森林是国家的，保护是政府的事，而自己则站在对立面上，因此偷伐盗伐的事情屡禁不止，这是保护森林遇到的最大困难。”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很多少数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相依相存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那些凡是被原住居民称做“神山”的区域，植被都很少有破坏，至今保持着生物多样性最原始的状态。可是一旦这样的禁忌文化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往往就面临毁灭性的灾难。因此在科学家们看来，依靠当地的民族习俗和传统观念，是保护生态的重要办法。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博士讲述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丽江地区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世世代代沿袭着“长老会”制度，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看管着周围的树林，连做一张新床都要得到长老会的批准才能砍一棵树。

　　可是几十年前长老会被废除了，玉湖村人开始肆无忌惮地砍伐树林，集体林砍光后，斧头甚至深入到玉龙雪山。天保工程实施后，偷伐盗伐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看来要想在玉湖村重新恢复禁伐习俗和被破坏的植被，都需要同样漫长的时间。

　　“文化研究的范畴不仅仅是文学、音乐、典籍，还包括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生产方式。更何况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福泉感慨道。

　　以当地人为中心，是很多科学家对解决保护与发展问题的认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会长许建初博士说，“自然保护不是简单的把人与自然割裂开。一个地区的资源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更重要的是发动社区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其中。”在他看来，必须把当地人的利益纳入保护开发计划中，而不是把他们视为被动的制约对象。

　　成功的试验最早出现在1995年的西双版纳。这里是世界著名的热带亚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可是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又有着传统的轮歇耕作习俗，一片田地耕作两三年后就废弃了，山头原始森林一片片被砍光，裸露着泥土。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引导农民在轮地上选择经济效益好、生长快的树种种植，结果农民的收益提高了，轮歇地的土壤质量也得到迅速改善。当地百姓很快主动地参与到试验中，传统的耕作方式逐步得到改变。

　　“参与共管的核心在于政府决策者和科学家怎样听取群众的声音，以他们的乡土知识、传统技术和根本利益为基础，多年实践下来，我们发现只有这样才能共同解决保护与发展的问题。”许建初说。董奭北京市57中身份证106010198907064212联系电话 88618287通信地址 万寿路28号院51楼丁门15号邮政编码100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