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里3号：八户人家组成的大家庭

　　舒浩仑出生在“大中里”3号。推开3号的门，也便看到了几代人在石库门里的生活。

　　3号住着8户人家，每家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知道另外7家的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夜不闭户、门户相连的天地。在石库门里，阻隔两个家庭的，往往不是墙而是门，似乎预示着石库门里的各家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8个家庭犹如大家庭中性格迥异的8位成员。二楼的虞家阿婆和舒家奶奶是这里的大家长，两位90多岁的老太太解放前就搬来此处，一起住了将近70年。2002年，报上登出“大中里”地块被香港集团收购的消息后，虞家阿婆伤心地对舒家奶奶说：“住了一辈子，要走了，要分开了。”

　　一年前，舒家奶奶不慎跌倒，住进医院；半年后，虞家阿婆也在屋里跌倒，住进医院没再出来。虞家阿婆唯一的外甥女沈云儿说，老太太已经神志不清，乡下亲戚来看望，她都不认得。像是有感应一般，也住在医院的老姐妹舒家奶奶，由于不活动也无人聊天，渐渐地也糊涂了。

　　翻找舒浩仑留下的影像资料，2002年的夏季，舒家和虞家每天各摆一桌麻将，36度的高温，照样4个人打牌8个人围观。牌局散后，学过会计的舒家奶奶会撕开老式的竖条信纸，记下输赢。每月、每半年以及年终时，舒家奶奶都会准时把记录输赢情况的信纸送给三楼黄家阿姨、隔壁卫伯和亭子间的朱伯。

　　两位大家长住院后，卫家成了3号的砥柱。70岁的卫伯住在这里近40年，“文革”时期舒家后厢房被抄时搬进来的。

　　因为和老太太们住得最近，卫伯更像长子的角色。自家烧了饭菜，会拨出一部分送给老太太；老太太上下楼舍不得开灯，卫伯总是气呼呼地开了灯问跌倒了怎么办；夏季里卫伯每天早晚拿着自来水浇灌门前那片亲手载种的植物，老太太们心疼水费，卫伯拍着胸脯说，每年6到8月，他一个人出两个人头的水费。“年纪那么大，又是独居，不照顾不行啊。”

　　舒家和虞家的钥匙现在都由卫家保管。两家的门依旧敞开着，像老太太们住院前一个样。但卫伯和老伴，没有了四年前的从容模样。

　　那时的卫伯，对着摄像机滔滔不绝地说“我每天跑一万米，人家每个月赚一万块，却未必有我那么开心”，嘴上粘了好些饭粒儿却毫无知觉，兴致勃勃地说着他的快乐经。

　　如今的卫伯，每天看报纸，了解国家有什么新政策，心里琢磨着如何把自家的难处告诉动迁组。“政府给的房子在桃浦九村，再过去两站就是南翔了。”南翔属于郊区，在上海老百姓的概念里，住在那儿像是被赶出了市区。

　　亭子间的朱伯像是大家庭中的老三，不管事，见了谁都乐呵呵。朱伯的老伴幻听，每当朱伯出门后，她总是听见所有人都在辱骂她，于是她也破口大骂，骂遍了3号里的每家每户。大家知道她有病，也便任由她骂，只在夏季午睡被吵得心烦时，小声抱怨两句。

　　但是朱伯一回来，她就安静了，还会笑呵呵地说：“当年3号里人可多了，到了晚上厨房就是停车场，排着好几辆自行车呢。”

　　楼下厢房里的潘家，像是大家庭中的老二，也曾是3号里最不合群的人家。“那时厨房里用煤球炉，为了那点放煤球的公共面积，和人家吵过。”潘家阿婆耳聋，与她交谈要贴着耳朵，她老伴整日里板着脸，不爱与人说话。

　　但拆迁的消息被确认后，潘家和大伙也渐渐搭起话来。“到底住了几十年，要分开了，有些舍不得。”

　　潘家的隔壁是邬家，1951年刚搬来时是八口人，如今只剩下永安叔一人守着父母留下的屋子。曾是短跑运动员的永安叔，年近六十看着却比四十岁的人都精神，没事总在3号的后门做出扣篮的姿势。

　　永安叔自称是“大中里”的半个户籍警，从1号到190号，他几乎都认识，只不过现在租房子的外地人多了，变动又快，他来不及认。

　　说起警察，3号里谁都记得汤老伯这个“人民警察”。同样是个绰号，这却是个充满敬意的称呼。

　　汤老伯每天一早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等天黑，但凡陌生人靠近3号，必定会问：“你找谁？去三楼？三楼人家姓什么？”他就这么替大家守着门，直到2000年，儿子好心接父母去新房子住。

　　儿子家在四楼，80多岁的汤老伯无法上下走动，和老伴关在屋里没多久便患上了痴呆症。但他还记得“大中里”，经常带着老伴打车回来，没钱付车费，邻居替他付了；舒家奶奶给他盛饭吃，他也说不清回来做啥。儿子接他回去，没多久，他又一个人打车来到“大中里”。

　　老伴去世后，汤老伯彻底痴呆了。女儿汤凤仙说，他忘了自己是谁，也忘了“大中里”3号。

　　汤家人去楼空，像是一个出走的家庭成员，空留怀念给剩下的7个成员。“如果他留在这里，兴许不会痴呆，这里有那么多人陪他说话。”三楼的黄家阿姨说。

　　黄家是3号里最年轻的成员，搬来不过12年。黄阿姨不爱和其他成员过于亲近，“走得近难免惹是非。”于是黄家在三楼辟了片小天地，自己接了煤气管，鲜少去楼下公共厨房做饭，但与其他成员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黄阿姨的女儿大学毕业刚满一年，如果不是母亲反对，她早已在外与人合租房子。黄家阿姨说：“她每天回来都问我动迁的情况，简直可以用渴望来形容她想搬走的心。”

　　已经无法算清黄家女儿是3号里的第几代人，她对没有抽水马桶的破落的石库门的厌恶，也许是石库门避不开的命运。

　　从鼎盛到没落

　　作为上海最老的石库门里弄之一，“大中里”有着81年的历史，隐藏着几代人的回忆。而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们，才最了解石库门曾经的胜景和沧桑。

　　舒家、虞家和邬家是3号最早的住户。1935年，舒浩仑的爷爷从宁波跑来上海，经老乡介绍在同孚路(现石门一路)上的四民银行工作，并用金条顶下了“大中里”3号二楼的前后厢房。在当时，这算是个体面的住处。

　　邬家也来自宁波，永安叔的父亲是美孚石油的中间代理商，看中“大中里”的治安好、宁波人又多，便卖掉淮海路上的房子，顶下“大中里”3号的一楼、亭子间和三楼。

　　“那时3号就住着3户人家，13个人。整个‘大中里’人口也不多，弄堂里看不到人，只有小汽车。”永安叔依稀记得当时的“大中里”很安宁。那时的石库门是上海高级职员的住所，“大中里”最北面的几栋房子曾是停车库，“大跃进”时才改做了住房。

　　住在160号的陆家阿公，曾在赫赫有名的永泰公司做经理，解放前的远东舰队总司令、解放后的陈毅市长夫人张茜都是这家丝绸制衣公司的常客。

　　陆家阿婆当时还和其他9个家庭主妇成立了标会，每人出5元，谁家有困难就能使用这笔钱，用完了每人再继续出5元。一直到“文革”开始，“大中里”面目全非，更多家庭搬进了3号，往昔的温文尔雅变成了锅碗瓢盆的喧闹。

　　“文革”结束后，3号里的人口达到了35人。原本都是宁波人的天地里突然拥入了浦东人和江苏人，曾经的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一同吃喝拉撒。

　　那时3号里只有一个水龙头，供35个人用，有时排队等急了，大伙儿恨不得扒开水管自己接水。当时还是个孩子的舒浩仑无法体会成年人的不便和痛苦，他的记忆中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美好。

　　“那时物质匮乏，一家的东西几家人一块用。”学生时代的舒浩仑爱上了做化学试验，卫家长子恰好在树脂厂工作，舒浩仑放学后总跑去卫家找各种化学品，然后躲上晒台欣赏各种化学反应。

　　特殊的新客

　　对“大中里”的上千户本地居民而言，几十年几代人培养出来的邻里之情，自非等闲。关起外面的大铁门，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庭。也因此，当有外地人进入这个由老上海人组成的天地时，他们本能地会有排斥。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海人买卖房子的意识变得强烈，那些急于改善条件的人飞出了“大中里”，于是大量的空屋出租给了外地来沪务工者。他们多是附近小店的服务员，或是摆地摊的小贩。一场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冲突在“大中里”上演，这也是“大中里”最后一次的人口拆解和重组。

　　“治安差了，人口多又复杂，以前来个陌生人一眼就认出了，现在外地人进进出出，看到的都是生面孔。”永平妈说。

　　与永平家的早点摊相隔十米，还有一个小食摊，摊主是外地人陆师傅。在“大中里”，本地居民只光顾永平家，租住在此的外地人却只光顾陆师傅的摊。没人制定规则，大家却奇怪地保持这份默契。

　　陆师傅的食摊提供一日三餐，附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和初来上海的拾荒者在这里凑份子吃饭。居无定所的拾荒者把“大中里”当成了庇护所，吃完饭后在长条凳上小睡，就好像是睡在自家床上那般安心。视他们为闯入者的“大中里”居民却内心窝着火，他们觉得，这些外来务工者的拥入降低了“大中里”的档次。

　　这份即便到了穷途末路都舍弃不掉的自诩高贵，从石库门建成之日起便深深烙下。

　　“大中里”5号的小罗来自江苏，与隔壁的王家阿婆做了两年的邻居。他们彼此间非常客气，进进出出必打招呼，一起做饭时也会研究某个菜式，比如炒土豆丝放白醋才不会糊，或是哪家超市的鸡蛋更便宜。但卫伯的老伴说，“再客气总还是有距离，不像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那样知根知底。”卫伯的老伴没事总跑出来和王家阿婆聊天，看得多了，自然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12岁的小张不懂成年人之间复杂的感情和关系，他只是单纯地觉得，邻居对他好，就是欢迎他的到来。

　　“我爸在这里住了四年，如果不拆，住在这里蛮好的，隔壁阿婆对我也好。”坐在黄鱼车(即人力三轮车)上替父亲临时看西瓜的小张说，这里和南通老家差不多，像是一个村子，大家都熟悉。

　　但真正彼此接纳的也并非没有。“我们家隔壁曾住过一个来自江西的小姑娘，两户人家亲得像一家人。”小王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住在“大中里”隔壁的“柏德里”，“我妈妈烧了好吃的会端去给她，她从江西回来也会带好吃的给我。”

　　“我妈一直让我向她学习。”每年那个小姑娘回江西时，小王的父母都会准备点年货，让她带回老家。小姑娘搬走时，小王全家还送了她一套床上用品。

(责任编辑：游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