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而逝的石库门,解不开的乡愁
舒浩仑的儿时记忆与陆芸的儿时记忆完美地进行了时空对接。 陆芸是陆家阿公的外孙女,得知“大中里”要拆的那一刻,外公愣了半晌,外婆眼里泛着泪光,从小在“大中里”长大的陆芸无意中发现了《乡愁》,于是决定买张碟给家人一个惊喜。
陆芸出生在1981年,在她的记忆里,上海同样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陆家是所有亲戚心目中的殿堂。每逢五一和国庆,住在浦东的亲戚带上土产赶到陆家住下,只为了观看节日里的游行,孩子们则一早搬着小板凳在晒台上抢座位,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节日烟花。
陆家的优越感持续到了九十年代浦东开发的一刻。浦东地价陡增,亲戚们一夜暴富,做起了房产开发商,便绝少出现在“大中里”。有个亲戚过节探望陆家阿公时,忍不住说:“这房子太破了。”
“可我还是喜欢这里。”陆芸留恋“大中里”生活的厚重和质感。在日本公司工作的陆芸曾带一些五六十岁的日本朋友参观“大中里”,看到厨房里的灶头和屋里的马桶,他们兴奋不已地说:“我们也曾经那样生活过,真令人怀念。”
陈佳立和陆芸同年,出生在静安区另一处石库门群落——庙弄。八年前动迁后,庙弄原址上竖起了一座霸气的购物中心。陈佳立记得小时候和同伴跑去百乐门边乘凉,看着车来车往,如今新兴社区的孩子,只是在网络上构建一派虚拟的友谊世界。
舒浩仑想在“大中里”放映一次《乡愁》。他的乡愁,既来自于故乡“大中里”的消失,也是对石库门生活方式行将终结的悼念。毕竟,“大中里”呈现的是被光鲜外衣遮蔽了的最原汁原味的上海生活。石库门随风而逝,依附其上的上海历史和文化,也将凋零或消失。
“如果可能,我还要请些模特在弄堂里走秀,你不觉得,那个年代的石库门弄堂,就是T型台的雏形吗?”舒浩仑的记忆中,每逢夏日傍晚,乘凉的男人们赤膊睡在躺椅上一字排开,这时若有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走过,无数包含带着欲望和艳羡的眼光齐刷刷地射过来,年轻女子的步履变得更婀娜,哪怕她已被一些女性长辈唤做“小妖精”。
“每个阶层都能从石库门里找到自己的文化梦想,他的痛苦悲伤和他的记忆。”上海文学批评家朱大可,曾在一次关于“工人新村与石库门谁更能代表上海”的辩论中说,石库门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早期的资产阶级能在这里找到昔日的梦想,过去大杂院里的市民也能从这里找到曾经的记忆,尽管记忆里面充满了很多痛苦的东西。石库门是混合了上海人爱与痛的产物(注:工人新村是1951年上海市政府从苏联引进的,解决了上海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当时能住进“工人新村”的都是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研究城市文化的学者把工人新村看作上海在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化,并据此认为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种性格:比较制度化,比较容易被管束)。
前两个月,北京前楼附近的胡同连片被铲,一群民间人士自发冲向胡同里拍照,每天与推土机比速度。舒浩仑发了封邮件给他们,“虽然大家怀念的实物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过往传统的回忆和悼念。”
这种眷恋和怀念,不仅仅局限于北京人和上海人,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了胡同、石库门等有形建筑物。在广州媒体工作的刘先生曾经打算将年幼的女儿送回江西老家上学,他说,这是因为“那些看似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更加完整地保留了传统”。只是,这一想法终因妻子舍不下爱女而作罢。
刘先生说,只要想起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心里就有了底气,不像他曾接触过的一些上海朋友,当从小居住的老房子被推土机推倒后,一段活生生的记忆被连根拔起,人也显得浮躁。
老刘在欧洲看到那些保留了近两百年的破房子仍被使用着,明白这是人家城市化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后的觉醒,于是他做了一回有心人,购买新房时没有出售原来的住处,“我的女儿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等她成年了,能去老房子找回忆。”
三毛曾说,少年的她每当看到世界地图上撒哈拉沙漠那一片赤黄的时候,心头总会泛起一种乡愁,于是终于有一天她背起行囊,哼着“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近年来在全国兴起的读经运动、国学热和海外汉学热,抑或同样有迹可寻?
余光中的一首“乡愁”,曾经感动海峡两岸30余年,那是台胞甚至是海外华人共有的思乡之情。而多年之后,余光中才慢慢意识到,他的乡愁其实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6月25日,《乡愁》在上海虹口区图书馆公映。那天下午,看完片子的人们走在街上,默默地将镜头对准了虹口区老街上的房子。
作为嘉宾出席放映活动的陆元敏是上海著名的影像记录者,曾出版过苏州河与石库门的影集。在拍下一张堆放着杂物的石库门屋子时,他说,很多年后,那些已经生活在宽敞整洁楼房里的人们,应该会被这张照片打动,进而引发对逝去岁月的缅怀。
(尊重上海旧式弄堂不喜点名道姓称呼邻居的特点,记者保留了文中人物在生活里的真实称谓,实习生俞慕佳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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