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州一名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但嫌犯亲属、公安机关以及民政部门都拒绝救助。危机关头当地媒体记者白润岱出资2000元救助嫌犯使其保住性命。不过，此举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义举，而不少人却指责这是作秀。（8月11日《法制晚报》）

　　我们又一次面对一个难题：该不该救治一个杀人者？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不论被救治者最终面对怎样的道德评判，面临怎样的法律处置，在救死扶伤这个环节上，我们都不应当做价值判断，不应当做成本核算，生命本身是无价的，因而是无差别的。

　　一个生命危在旦夕者的救治问题，之所以突然引发争议，毋庸讳言，就因为他是一个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的自残者。人们往往心照不宣地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更准确地说，不是一个普通的“好人”，而是一个杀人者。法律最终可能要惩治他，社会最终要隔离他，甚至可能消灭他……这种想法说穿了就是有罪推定，因为在公正审判之前，在他有机会为自己辩解之前，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之前，我们已经在心中把他确定为罪犯，并且是很有可能被最终处以死刑的罪犯。

　　在有罪推定的基础上，人们不自觉地在心里做了一番成本效益分析：救治一个很可能最终被处死的“坏人”，到底划不划算？做这样的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分析是不考虑分析者的立场的，它实际上假定分析者会本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行择取分析手段并获取最有利于己的分析结果。这一切是无需价值判断的。但是，在救死扶伤领域，则不仅无需做价值判决，而且更进一步，从根本上就不应对救死扶伤问题进行讨论。试想，如果红十字会根据自己对正义的判断而只救助战场上的一方，它决不会存活到现在并且赢得人们广泛的尊敬。

　　就像有些问题不能诉诸多数表决一样，救死扶伤的问题，也是无需讨论并且不应讨论的。不过，在谁应出钱救治这个杀人自残者的问题上，我们倒要好好进行一下成本效益核算，并且遵循“最便利，最有能力”的原则。当地公安机关应当是最符合这个原则的，因为人在它手上，救治阶段又必须由它时刻做好监护工作。其他机构和个人都不具备这种便利和能力。那么，谁替公安机关买单呢？应当有一笔“人道基金”，国家出本金，号召社会各界踊跃捐助。

　　捐助与救助，反映了一个社会对于“坏人”生命、健康和尊严的珍重，这种珍重可以出自仁义，可以出自悲悯，也可以出自一种功利的计算，因为“坏人”受到善待了，“好人”就能受到更好的保护。而人们的救助动机，既可以出自人道的情怀，也可以出自个人的“作秀”。

　　当个人的救助行动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时，当救助的动机成了人们揣测的对象时，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人的行为动机并不重要，即使是像“给你解药，等你养好了我再来杀你”的武侠情趣，也可以成就一段救死扶伤的佳话。这里就不妨采取这样的原则：人道也好，作秀也罢，实施救助本身就值得称道。多一些这样的“作秀”者，社会只会更加美好。（《新京报》作者：邓子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