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片《碟中谍3》正在中国上演，最值得注目的一个小细节是，上海正在成为美国大片虚构情节的海外发生地：汤姆·克鲁斯要在浦东的繁华夜景中,越过挂有工行标志的摩天大楼，在一个城市化浪潮逼近尚有江南水乡残迹的地方救出自己被绑票到此的妻子。

　　选择上海，对于这部电影来说并不存在历史或逻辑上的要求，但秘密却正在这里——好莱坞大片选择哪个城市作为美国故事的海外延伸地，从一个神秘视角预示着一国经济之兴衰。

　　上海，这颗远东经济新明珠,在欧美中心论的文化与经济天平中已进入主流视野。这样的选择，正是一个中国经济超越自卑的文化符号。

　　电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媒体功能——文化的跨国传播与经济扩张的符号化折射。在1950年代，美国电影的海外情节地多虚构成伦敦与巴黎这样的欧洲传统城市，那时，选择这样的城市与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不无关系。196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后,东京成为好莱坞海外情景地的新宠。1980年代，台北和香港频频进入美国电影，是好莱坞无意中透露出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符号。因此，当台北和香港进入美国电影情节时，上海仍然有一种无法跨越的自卑。

　　德鲁克在《旁观者》中有一章评价弗洛伊德时，提出了一个经典概念叫“贫穷官能症”，作者说，当年维也纳作为一个城市刚在欧洲兴起时，人们在一起时从来不谈钱，以示高雅，实为逃避。这种虚伪与胆怯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尚不自信的文化掩饰。

　　中国在1993年启动经济开放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上海和中国日渐成为远东时代复兴的符号。我至今记得，英国《金融时报》2003年一篇社论的标题是《年轻人，到东方去吧》，也许，历史从那时起就开始重新书写。

　　因此,当《碟3》中汤姆·克鲁斯飞越过有工商银行标志的上海摩天大楼时，上海的自信心早已确立，而台北和香港，开始在美国的电影中作为一个符号不断地走向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