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经济增长再度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出台，抑制过热的目标非常清楚。这让笔者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总是隔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过热，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而且这样的超常规波动几乎已经不是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理论能够解释了；相反，回头看看印度经济增长，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始终“不紧不慢”，“不冷不热”，甚至想“热”也“热”不起来，结果被一些印度学者称为“印度教徒式”增长。

　　与缓慢的“印度教徒式”增长比较，中国经济增长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赶超式”增长。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以及与世界发展相比较而存在的差距，赶超式发展本身无可厚非，亦可理解，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赶超式增长往往出现频繁的“过热”？而“教徒式”的增长却始终“不慌不忙”？尤其是与中国具有相同发展背景的印度，同样需要赶超，需要加快增长，但是实际的表现却并未出现经济过热。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赶超式”增长和“教徒式”增长背后的推动因素、影响因素不同。

　　首先，印度“教徒式”增长中政府直接推动的因素比较少，因此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增长过程；而中国“赶超式”的经济增长背后，最大的推动者是各级政府，经济增长具有极强的攀比效应和政绩效应，经济增长往往受政府推动的影响很大。

　　印度政府由于受到各党派政治力量的制约，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统一决策，从而集中有限的资源用于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印度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的主要作用并不是直接去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民主和选举制度的影响，印度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对有限的财政资源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因此长时期以来政府储蓄率非常低，所以印度也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即使是地方政府，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放在各种政治争论上，他们依靠的是选举以前的各种政治游说来赢得选民支持，而不是依靠中央政府所谓的“经济增长作为政绩显示机制”当选。

　　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受政绩显示机制的引导，竭力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并形成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攀比”效应。结果，中国经济增长历来的特点是，高速度，但是容易出现经济过热，而且近几年经济增长则更表现为“消费冷，投资热”、“中央冷，地方热”。

　　其次，印度“教徒式”经济增长是一种以稳定的内资经济和消费需求拉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依靠投资和FDI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相反，中国赶超式经济增长是以投资驱动和外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容易受投资波动以及外资变数多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由于受到传统因素等影响，印度对于全球市场开放时间和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因此印度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稳定的本土投资、国内居民消费等因素拉动增长。在印度“教徒式”增长中，外资引进则相对十分缓慢，仅占到中国引进外资总量的10%左右，大多数主要是依靠内资投资和内需拉动经济为主，外资和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长时期内印度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相当高，达到0.95左右（闻潜等，2005），消费占GDP的比例相对较高，2003年为77.7%（国际统计年鉴2005）。而中国最近几年消费占GDP的比例呈持续下降态势，2003年仅为54.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引进大量外资以推动增长，20多年中平均每年都有4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金流入中国。据测算，在中国GDP20年年均增长的9.7%中，有2.7个百分点来自外资贡献，外资企业在总出口中所占比例接近50%（国家信息中心），而且这个势头还将持续下去。上世纪80年代初，外资企业在工业企业总产出中所占比例为零，而1995年升至12%，2002年已升至29%。但是不可忽略的一点是，高度的外资依赖往往会受到国际市场等各种不确定因素以及外资流动性等变数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容易起伏波动。

　　三是印度经济增长是一种投入产出效率较高的集约式增长方式，低经济增长产生出了比较好的经济运行质量；而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型的高投入和低效率的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亟须转变。

　　印度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明显高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效益和质量。首先是印度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较高。统计资料显示，印度的储蓄率约为24%，中国是40%左右；中国每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比印度多出十几倍。可见，印度运用比中国少很多的资本获得了年均6%甚至8%的经济增长率，资金利用效率明显比中国高。由于印度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比较高，所以决定了印度微观经济的竞争力也明显高于中国的微观经济的竞争力。根据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开发研究院《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从微观经济的竞争力来看，印度比较稳定地处在第37位，而中国相对波动较大，由2000年的第44位曾一度上升到2002年的第38位，2003年又下降到第46位。

　　中国经济尽管持续高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并不高。如果运用投资效率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缺乏效率。投资效率就是投资与增量产出之比，一般说来，该比率越低，投入资金的效益就越大。根据英国《金融时报》马丁·沃尔夫统计分析，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的5年移动平均值现已升至5，而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快速增长时期，其增量资本产出率接近3，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这个指标在2至3之间。因此，中国式经济增长在今后需要面临增长模式的转变，必须从粗放的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换。

　　所以，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印度非政府主导的体制安排、增长动力和结构以及增长的高绩效等决定了它只能够保持“印度教徒式”的不冷不热的“自然增长”状态。一些印度的学者则更加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许，这是对印度经济增长的最好的解释，也是最符合经济学的一种解释。而中国高速度增长背后的政府主导制度安排、增长动力和结构以及增长的低效益决定了在赶超过程中极容易出现经济过热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印度经济增长尽管缓慢，但却是更符合经济学解释的一种增长。

　　对于中国而言，不能停留在高增长的“沾沾自喜”中，紧要的是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印度“教徒式”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赶超式经济增长的最大启示和意义。另一方面，从宏观调控层面看，问题的解决也不仅仅限于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关键在于通过体制创新，根除赶超式增长背后容易“制造”经济过热的体制和机制因素。（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目前为尼赫鲁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