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制度环境能使恶人为善，而坏的制度环境能使好人为恶。从这一点上来说，“阚治东们”是我国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单一的牺牲品。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阚治东不可能是证券公司高管被送上法庭的最后一人

　　2006年3月1日，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于南方证券原总裁阚治东来说，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阚治东再一次登上了从上海飞往深圳的航班。在最近10来年里，这条航线对于阚治东来说，几乎已经成了他的“生命线”，他在这条航线上积累的登机牌，叠起来就有半尺高。

　　但是，这一次的飞行对于阚治东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他的身边坐着的，不再是昔日谈笑风生的金融大腕，而是来自深圳警方的两位警察。他们密切注视着阚治东的一举一动，阚治东在他人生接近一个甲子的时候，第一次尝到了失去自由的苦涩滋味。

　　飞机很快就降落到了深圳黄田机场。阚治东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从容地步出机场了，一辆警车悄悄地驶近了飞机，阚治东直接从机场被带入深圳市公安局。

　　当警车从深圳的大街上飞驰而过的时候，阚治东也许会静静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那是他十分熟悉的街景，但他此时看在眼里，似乎又显出了几分陌生……

　　逼上梁山的“猛人”

　　在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上，有几人识得阚治东？

　　但是，如果提起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阚治东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许多证券史书上都把上海西康路101号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证券市场的起点。确实，在那里，发行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只股票——延中实业股票；而且，中国股市的二级市场也从那里起步——史书上津津乐道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巨子凡尔霖在上世纪80年代到访中国，他在那里得到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赠送的一张小飞乐股票并成功地过了户，西康路101号由此而载入史册。

　　然而，许多人忽略了，当时的西康路101号，其负责人就是阚治东。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经理。当时还只有30多岁的阚治东，正是从这里起步，迈向他的证券生涯。如果把时间回溯到他更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文革”中读完中学后，到了北大荒插队，在他的同行者中，有一位长眠在那里的知青，他的名字叫——金训华。

　　阚治东与他的同事们一起，在那个貌不惊人的证券部里，从异地国库券经营起家，一点一滴地做大了证券部的家业，阚治东本人也赢得了上级领导的信任。1990年，当上海工商银行决定组建申银证券公司的时候，阚治东便成了总经理的不二人选。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证券市场，还处于草创时期，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其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令全国瞩目，申银、万国、海通“三驾马车”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申银和万国的“拳来脚去”，推动着上海的证券市场不断地出演有声有色的活剧。

　　今天的阚治东，有一个“猛人”

　　的外号，这大概是指他在市场上作风老辣吧。但是，熟悉阚治东的人却都对这个称号不以为然，在他们的印象里，阚治东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喜欢与人拼斗的人。在当时与万国的拼抢中，申银差不多与万国打了个平手，但申银更多的是凭借它背靠工商银行的背景，不像万国那样完全是赤手空拳打出来的天下。

　　如果说当时的上海证券市场确实有“猛人”的话，那么，更适合这个称号的无疑应该是万国的总裁管金生。当时，管金生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盖过了阚治东。但是，管金生的结局大家都已经知道，发生在11年前的那一场国债期货风潮，使他的“猛人”生涯戛然而止，并且连带着终结了上海证交所的开业者尉文渊的证券生涯。万国也不得不与申银合并，阚治东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大红包”。

　　但是，虽然此时的阚治东成了上海证券界的第一号人物，但他已经不可能驾驭自己的命运。1996年，上海、深圳两地为了争夺中国证券市场“龙头老大”地位，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争夺，两地政府用足了各自手下可以利用的资源。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作为上海市地方所属的证券机构，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托市的重任。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资金支持下，由申银万国炒作的陆家嘴股票出现了猛烈的升涨。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陆家嘴当年出现的涨幅与我们在本世纪初见到的一些所谓庄股，其气势还是差了一大截。

　　虽然其时《证券法》还没有制订颁行，但阚治东作为一个在证券市场里浸淫多年的人，其实深知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因此，一开始他严格地控制着这种狂热的炒作，要求工作人员每天拉升两毛钱的价格就歇手。但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有关领导的不满，送给了他一个“阚二毛”的外号，揶揄之情溢于言表。因此，阚治东如果算得上是一个“猛人”的话，也只能算是一个被逼上梁山的“猛人”。

　　但即使如此，阚治东终于为这股炒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狂热炒作风潮得到扼制，阚治东也被免去了申银万国总裁的职务。其时离他坐上这个宝座还不到一年。

　　水源枯竭的“救火队长”

　　阚治东离开了申银万国。我们现在已不可能知道他在那个时候的心情，反正，他从上海消失了。

　　两年以后，人们忽然发现，阚治东已经离开上海，出现在深圳，此时他的职务是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上海淡忘了阚治东的时候，深圳方面想到了他，并对他委以重任。深圳方面是有责任这样做的，因为，1996年的那一场风波是深圳方面挑起的头，并且延及上海。而风波过后的深圳，已经把重点放到了开创风险投资上，他们期望以此来占据资本市场新的制高点。

　　风险投资对阚治东来说，其实是一个陌生的行业。但阚治东有名人效应，在市场上有号召力，也许这正是深圳方面延请他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时的阚治东，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得到了当时国内几乎是最好的打工环境，他没有辜负深圳方面的知遇之恩，深创投创建的前4个月，就有了2012万元的利润；接下来的1年里，又赚到了将近1亿，阚治东本人也成为2000年度国内13位“中国最活跃风险投资人”之一。

　　阚治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深创投旗开得胜，其实靠的还是他的老本行，他利用闲置资金进行国债买卖、新股认购和委托理财。很多业界人士因此怀疑，阚治东做的是正宗地道的风险投资吗？

　　对此，阚治东自有他的说法。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国外的财团可以承受3-5年不赚钱或亏损，但中国的股东不行。以深创投来说，如果7个亿的实收资本金放在银行不动，那么从1999年8月26日成立到该年底，可以有200万元的利息，但同期的各项费用支出为270万，这已经是很省很省了。那么当年就要亏损70万元。第二年，亏损可能就要高达800多万。如果是这样一个公司，员工还愿意来这里工作并一直呆下去吗？股东每年这样亏下去，不要说5年了，3年好了，越亏越多，增资扩股时还有谁肯再掏腰包吗？

　　阚治东的这种说法是有他的道理的，如果他能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也许今天他的局面又是一个样子了。但是，也许正因为他在深创投取得的这番佳绩，使他再一次走上了证券市场的前沿。2002年，当位于深圳的南方证券陷于四面楚歌的危机中时，阚治东临危受命，离开了他一手搞大的深创投，出任南方证券总裁。

　　此时的阚治东，被人们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啊！在他之前，他的老友，原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波是这家证券公司的老总，由于连年的经营亏损，公司已经难以为继。阚治东被当作“救火队长”，推到了市场的前台，但是，他却是一位水源枯竭的“救火队长”，有关部门也许是认为阚治东的号召力足以扭转大局，因此没有给他一分钱资金。

　　我们不知道阚治东在接受这项任命时有什么样的想法，是出于报答深圳的知遇之恩？是出于实现自己当年在申银万国没有实现的宏图大愿？抑或是出于看到朋友落难帮上一把的豪侠之气？

　　早年的南方证券，犯下了当时证券公司可能犯下的通病，在非证券类投资业务上出现了许多坏账，但公司远未病入膏肓。刘波出任南方证券总裁后，南方证券似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二级市场的感觉，不但迅速扩大了自营规模，还大规模地推出资产管理业务。而其凶悍的做庄风格更是令同行望尘莫及，南方证券的资产业务也似乎开始好转，国内形形色色的机构纷纷把资金投入到南方进行委托理财，公司也在2001年借机进行了增资扩股。

　　但是，中国股市再一次来到的漫漫熊市，使南方证券赚来的钱一刹那间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在找不到新的盈利模式的迷茫中，南方证券不得不企望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来做高股价，挽回巨额亏损，最终越陷越深。当阚治东满怀豪情进入南方证券的时候，他遇到的迎面一击便是各大机构纷纷要求撤回他们在南方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但是，这些资金都已在二级市场套住，阚治东顿时感到了捉襟见肘的困窘。

　　留给阚治东的时间实在太少。此时，市场行情十分低迷，阚治东已不可能像他前几年在深创投时那样依靠证券投资来挽回南方的败局。据有关媒体报道，他不得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应付机构的撤资要求，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来填补他的前任留下的窟窿，最终造成了更大的窟窿。

　　1年以后，阚治东被免去南方证券总裁职务，这一次他是真正地淡出江湖了。经过了两年多的清理整顿，南方证券最终被关闭。

　　成也深圳，败也深圳。那短暂的1年南方证券的经历，使阚治东的人生命运从此改写。

　　一代人命运的残酷写照

　　阚治东离开南方证券以后，尽管市场纷传他将出任世纪证券总裁，但并没有成为现实。最终，他回到了上海，可是上海已经没有了他的舞台。

　　当他被深圳市警方逮捕的时候，他只能匆匆地给他的夫人留下了一张纸条，两天以后，相濡以沫的老爱人给他送去了换洗衣服。

　　从20年前在上海西康路起步，阚治东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已经有20年的历史，可以称为“元老级”的人物。他最终以这种方式在自己人生黄金时期在证券市场谢幕，这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阚治东的被捕，使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代人的传奇故事彻底画上了句号。今天我们回顾那一代人的故事，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是一段鼓舞人心的时期，也是一段让人备感苦涩的时期。阚治东的人生起伏，正是那一代人命运的残酷写照。

　　议论阚治东，我们应该把原上海证交所尉文渊放在一起与他进行一番比量。尉文渊在1995年因对国债期货“3·27”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而离职，但他此后坚决退出了证券领域，为此谢绝了多家机构的邀请。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起尉文渊了，但是他至少还是自由的。

　　议论阚治东，我们还应该把当年与他进行过激烈较量的管金生放在一起与他进行一番比量。管金生因“3·27”事件而锒铛入狱，如今正保外就医在家赋闲，心静如水。今天的我们，在议论“3·27”事件时，会出现一些为他鸣不平的言论，确实，同样是重大违规机构，万国当时的对手中经开却平安无事，尽管这家机构以后因为别的事情而被关闭。但是，即使管金生逃过了那一劫，以中国证券市场在其后展示出的残酷性来说，管金生能够保持到今天还平安无事吗？

　　议论阚治东，我们还应该把当年与万国和申银齐名的海通证券总裁汤仁荣放在一起与他进行一番比量。在当年的“三驾马车”中，汤仁荣辖下的海通略输万国与申银一筹，此后海通升格为全国性公司，汤仁荣因级别不够而降为副总，闷闷不乐的他为此而离开了海通，此后也淡出了证券市场，成为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在这几年的房市牛市中，汤仁荣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位成功者。试想一下，如果汤仁荣没有当年的不愉快，能有今天的愉快吗？

　　股市是“一架毁人的机器”？

　　我们没有必要为阚治东鸣冤叫屈，作为一个在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证券”，他应该知道这个市场的水深水浅。但是，这样的比对一番，我们却发现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这就是：在证券市场上，也许什么也不做，比做更好。回头看看，那些当年风光一时的证券公司，如今在哪里？而那些一直默默无闻的公司，如今好像都活得好好的。

　　这样一来，就牵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中国证券市场为什么成了“一架毁人的机器”？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常言说得好，好的制度环境能使恶人为善，而坏的制度环境能使好人为恶。长久以来，由于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完善，证券公司的盈利来源主要限于经纪、投行、委托理财和自营等业务，这些业务与行情的涨落有很大关系：当行情高涨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会很好过；但当熊市来临，他们的境遇便每况愈下，以至证券商自嘲是“靠天吃饭的农民”。因此，当阚治东在深创投借着牛市行情而赚到大钱的时候，他被视为“英雄”；而当市场转为熊市的时候，他在南方证券自然只能陷入回天乏术的绝境。从这一点上来说，阚治东，以及和他同时被捕的另外两位总裁也是我国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单一的受害者。

　　而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根本的改变，那么，阚治东不可能是证券公司高管因经营不善而被送上法庭的最后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