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作为本次论坛的压轴戏，中国经济界风云人物樊纲的出场迎来了阵阵掌声。他戏称，自己具有“双重性格”，既是悲观论者又是乐观派，悲观的是“中国不可能十全十美发展，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乐观的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他国家同时期同阶段好很多”。于是，在这样的基本论调下，樊纲开始畅谈中国企业如何在开放竞争中成长。

　　不要苛求第一代民营企业家

　　樊纲提醒说，目前，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诸多发展现实，如中国经济的成长起飞只有20余年时间、大多数民营企业只有十四五年成长史、国民人均GDP只在1500~1700美元间、法制还未健全，制度改革刚刚开始等，换而言之，“中国的经济还是落后的经济”。所以，他指出，无论官员、学者还是媒体舆论，都不要苛求中国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们，指责他们管理不行、技术不行或发展策略有问题等等。“中国企业的确落后，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们当然要借鉴国外的做法，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这第一代是如何发展过来的”。樊纲认为，中国的“第一代”基本都是家族企业，而且在现阶段只有几千万或几亿产值的情况下，“家族式管理”是最为可靠的治理结构。“时下，在华尔街的上市公司中，有60％都是家族企业，更何况我们。”

　　贴牌生产不丢人

　　樊纲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尚处于落后阶段，所以“贴牌生产一点也不丢人”。他说，企业进行加工、贴牌是任何发展中国家、任何一个新兴企业的必经之路，因为在这个初级阶段，无论技术还是人才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或大型企业的那个水平，“既然二者差距如此大，为何不借贴牌加工积累技术、积累管理经验呢，这已经是企业发展的最佳途径了。”针对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反贴牌”言论，樊纲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双在美国第五大道卖170美元的鞋，的确到中国加工企业手上只能赚到17美元，但不知大家计算过没有，要维护一个庞大销售网络以及进行品牌营销推广的投入成本有多高，“假如中国企业没有为其代加工，只是自己进行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可能还挣不到17美元。”樊纲说，品牌虽不是靠钱砸出来的，但没有钱也是培育不出来的。如果一家企业没有销售、服务、市场网络等支撑，肯定维系不了多久。“这几年来，中央电视台里蹦出来那么多广告王，但大多都昙花一现。”

　　不能光靠买技术

　　目前，“反贴牌”的市场做法有两种，一是投入大量资金从国外购买技术，二是进行技术创新。对此，樊纲均持反对意见。

　　对于购买行为，他认为，技术的费用是研发成本与创新利润（如专利费）的总和，而中国企业大部分从竞争对手处购买到技术，于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了：竞争对手由于售卖了技术，使得生产成本大大下降，而中国企业因购买技术而导致成本急速上升。于是，本想用技术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初衷违背了，竞争对手依然强大。

　　至于技术创新，樊纲说，索尼、诺基亚、IBM等世界知名企业每年在技术创新方面均有几十亿美元的投入，但年收益率也不过3％左右，更何况中国民营企业大多数拿不出这么多钱。“技术创新是一项风险极高的投资。”

　　樊纲总结说，我们常常说的“提高企业竞争力”并不是指技术本身，二是指与竞争对手比较后的效益关系，如赢利能力等。因此，现阶段，中国企业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发挥自身后发制人的特点，无限接近创新前沿。

　　绝不能摈弃制造业

　　对于“大力发展高新产业”的舆论氛围，樊纲同样有自己的看法。“高新技术产业当然要搞，但它无法解决中国3亿多待转移的农民的就业问题。要满足几亿农民工的就业需求，就不能否定发展制造业，不能否定发展低端产业，不等于否定发展重化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樊纲认为，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大力扩充经济产业结构，“任何产业都有发展前途，都有竞争力”，尤其是在国内劳动力成本还较为低廉的时候，一般制造业不可能消失，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他举例说，沃尔玛进入的就是最基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可以做到世界500强，其关键就是经营方式的问题。“中国很多企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总是在不停地转产，而没有潜下心来专注一个产业发展。”

　　樊纲直言不讳自己并不赞同“提升产业结构”的说法，认为行业没有优劣之分，均具有强劲竞争力和巨大的发展前途，关键是能否坚持在一个专业化领域持续性做下去。“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专业化竞争，在此前提下，多了解世界市场的情况，分析其各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才能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