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来中国前买了一个在当时最新型的相机———带有柯达镜头的莱丁娜相机，折叠起来同新华字典一般大小，他带着相机和胶卷于1938年6月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但他无法冲卷印片，当他结识了沙飞———人民军队的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后，问题就迎刃而解。

　　两个“影友”一见如故，他俩爱好、脾气、性格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是忘我献身的理想主义者，对法西斯侵略者极端仇恨，关注人类命运，对事业执着，对艺术热爱……沙飞懂一点英语，他用并不流畅的英文与白求恩交流，两人很快就成了挚友，讨论在战场上使用哪种相机效果最佳，战地摄影与一般摄影的区别，怎样拍摄又快又清晰……他俩同心协力、密切配合，拍摄了许多战地新闻照片。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两个异国影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白求恩对医术执著，沙飞对艺术执着。白求恩用自己的相机记录抗战的同时，也自愿配合沙飞的摄影。“白求恩是个很浪漫的人，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在工作之余留存着自己的爱好———裸泳、晒日光浴，这看起来非常私人的场面，也许别的摄影师因为与抗战的主旋律无关而不会在意，但沙飞记录下了白求恩非常人性化、艺术化的那一面。”王雁告诉记者。

　　八路军业余摄影战士

　　1938年9月，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给延安的马海德大夫的一封信中写道：“……你把那些胶卷冲洗了，而且寄往加拿大，我很高兴……今后我们打算就在这里冲洗胶卷，因为我们已经从天津弄来一些照相器材，我们还有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将寄一些我们拍的照片给你，以供人民外交协会之用……9月26日，我们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有四个委员出席……沙同志（原《抗敌报》的编辑，现为军区司令部的摄影师）负责委员会的军事组及摄影工作。我负责英文组，并特别注意医院、卫生等方面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名称，已定为：延安人民外交协会晋察冀分会。……我们计划买一架电影摄影机，为我们的军队和游击队拍摄电影。也准备拍摄一套照片，供巡回展览之用。我们非常需要一架放大机和大号的印相纸，你能在西安给我们搞到这些东西吗？……”

　　白求恩自愿成为八路军的一名业余摄影战士，晋察冀对外宣传报道群体中的一名执行委员，力求在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中多做一点贡献。白求恩大夫注重开展对敌军的宣传工作，亲自给受伤的日本战俘做手术，为康复的日本战俘照相。沙飞与白求恩千方百计地把所拍摄的照片向延安、重庆、敌占区、侵华日军、国外发稿，让全中国、全世界都了解中国的八路军仍在顽强地坚持抗战，并努力争取瓦解日伪军。他不放过每一次在战地拍照的机会。1939年夏天，军区司令部驻在何家庄村。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六七架飞机轮番扫射。白求恩用照相机把日本飞机轰炸的情形照了下来。他在一块木板上用英文、并叫翻译用中文写了几个大字：“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飞机轰炸解放区”，再把它拍摄下来，用以揭露日寇侵华暴行。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去世。沙飞悲痛万分，星夜驰马奔到于家寨向战友告别，并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

　　白求恩去世前夕，给聂荣臻将军写了一封长信，作为遗嘱，详告后事“……照相机给沙飞……”

　　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李廷占在1982年回忆：“聂荣臻把相机给我，让我照，我一点也不懂，瞎照。用的相机很大很笨，玻璃底版。1938年2月沙飞教我和王宗槐照相，我是他的徒弟。白求恩去世后，照相机上交司令部，到我手，我感到非常好，很珍贵。后来沙飞找到我说，这相机白求恩说是给沙飞的，你应该把相机给我，我不愿给，就开玩笑，你用手表换，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他有，他马上把手表给我，我把相机给了沙飞。”王雁认为，这也是同志亲密关系的表现，沙飞当时并没有觉得任何不妥。

　　白求恩还送给沙飞一个相本，里面有白求恩的生活照片，以及参加西班牙战争时的照片。手捧着战友的遗物时，沙飞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这架相机一直伴随着沙飞直至被处以极刑前，才被人从身边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