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将“国际主义”默认为一种“爱的情感”。正是这种超越了宗教、种族、性别和政治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神话的“对生命平等的爱”，将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们带来了中国

　　今天，“无国界医生”正在继续国际人道医疗援助这份“爱的事业”。这个曾经获得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救援组织，为包括中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其中20多个国家还处于战乱中。

　　香港医生吴少彬今年1月首次参与“无国界医生”救援项目，目前正在埃塞俄比亚的切拉提地区，负责结核病治疗和基本医疗项目。早报记者通过“无国界医生”中国事务联络经理黄洁心的帮助，看到了吴少彬传来的日记。

　　“有时，我真的觉得自己正身处世界末端：切拉提（Cherati）是索马里地区的一个小镇，而索马里地区则是埃塞俄比亚境内，其中一个最受忽略的地方。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又是世界上一个最贫穷和被忽略的国家。在我工作的地区，埃塞俄比亚人不喜欢索马里人民，因为他们认为索马里人不属于埃塞俄比亚，而政府也不想在基础建设或医疗系统上做任何投资。然而，在这个世界末端，生命仍在继续，也有更多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虽然这里的生活看来有点乏闷，但某种程度它却令我找到另一种平静。切拉提是一个被一条河流包围的小镇，在雨季的时候，河流有数米宽，河里还会有鳄鱼，但现在河道只有不到一米宽，深度也不过二十厘米。天空非常蓝，总是有很多鸟飞过，晚上还会有成千上万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

　　像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吴少彬心中有一个逸出伤痛现实的梦。或者说，对生命怀着这样平等的爱的人，都会在自己的美好梦境里获得一种超越现实的心灵飞翔。

　　和白求恩一样他们也来到了中国

　　印度医生柯棣华

　　追随白求恩到前线参与医疗工作

　　白求恩逝世后，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

　　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10年出生在印度孟买省的一个小镇。1936年，他从医学院毕业留校。在行医中，看到大量饥寒交迫、无法医治而死的穷人，柯棣华感到，这些社会问题不是医学所能解决的。

　　1937年，中国抗战的消息传来，印度国民大会中的左派，特别是印度共产党，大力呼吁援华抗日。当时，正在准备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柯棣华毅然决定参加医疗队。

　　到中国后为了表达在这里奋斗的决心，他特别在姓“柯棣”后面加了一个“华”字。尽管起先受到国民党军医院的款待，他所在的五人援华医疗队还是于1939年2月抵达延安，到八路军总院工作，随后又追随白求恩来到前线。

　　面对日寇频繁的“扫荡”，柯棣华不得不打着背包在山林中同敌军游击周旋。他认定中国革命代表了人类追求光明的希望，并说：“我爱上了你们的事业。”白求恩逝世后，柯棣华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并于1942年7月7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夏天，柯棣华的癫痫病发作。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劝他去延安或回国治病，他却坚持留下工作，在同年12月写讲义时突然发病，不幸逝世，年仅32岁。

　　美国医生马海德

　　白求恩与境外友人的主要联系人

　　白求恩逝世后，写纪念文章《我所知道的诺尔曼·白求恩》

　　与柯棣华同龄的马海德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一个阿拉伯移民家庭，原名乔治·海德姆，1933年荣获医学博士学位。他从一位中国留学生那里了解到东方文化，也了解到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正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度。

　　1933年海德姆来华，在上海参加了外国进步人士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并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帮助中共地下工作者。1936年，他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到达陕北苏区和延安访问。为了便于结识群众，他在原姓上增加了边区回族姓氏中常见的“马”字。完成采访任务后，斯诺离开边区，马海德却决定留在陕北工作。他参加红军的请求得到毛泽东的赞许，被聘任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

　　他很快学会了汉语，常参与接待当时外国到苏区的参观访问者。1938年3月下旬，白求恩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时，正是马海德等在南门外迎接。

　　1938年4月，白求恩从延安出发去晋察冀军区，留在延安的马海德就成了白求恩与延安，以及中国境外友人间的主要联系人。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白求恩逝世后的第三天，马海德在延安写了纪念文章《我所知道的诺尔曼·白求恩》，并向国外发了专文，以最快的速度和极高的热情，宣扬了白求恩在中国战场上表现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协助组织卫生部和解决性病、控制麻风病领域，并取得重大成果。1988年，马海德强忍病痛、坚持工作时，终因体力不支病倒，10月3日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