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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不了大案要案，干警们做事就没底气，上进的路会走得更艰难。在这种紧要关头，她作为检察长，就要挺身而出，顶住所有的压力。
“犯罪嫌疑人也是人，给他做点好吃的，有什么不可以？”
“曾经有两个人打赌说看谁能请出袁检吃饭呢，结果俩人都输了。”
离开宁波的前一晚，袁培芬执意要送我回到住处。她说，明天一早院里就有会，我恐怕来不及送你上车，还是今晚就与你话别吧。
从检察院到我的住处，大约有二三十分钟的路程。那晚，刚刚下过雨的街道湿润而宁静，在一些低洼处，浅浅地积了些水。路灯从行道树茂密的树叶之间透过来的光，细碎而昏暗，可是袁培芬每每走到水洼跟前，就轻轻巧巧地迈了过去，还不忘回头叮咛我：要小心啊！我很吃惊她对于这条路的熟悉程度。她看出来了，会心一笑，我家就住在附近，我不坐车的，天天都走这条路上下班，早都习惯了。
据说宁波人都比较恋家，才刚入夜，路上的行人就已是稀疏可点。空旷的夜色里，她的背影显得有些单薄而清瘦，可是，她的脚步又那样坚定而沉稳，令人相信，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其实有着非比寻常的力量。否则，到江东区检察院上任三年以来，她如何带领着一个后进院进入先进的行列？否则，她如何以优异的成绩，相继被授予市级、省级“优秀检察官”，今年2月，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中国优秀检察官”的光荣称号？
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一）
2002年12月，袁培芬到宁波市江东区检察院走马上任的时候，江东区检察院还处在全市“后进院”的圈里。干警作风散漫、不思进取，反贪局已有三年没办过一件要案了。
袁培芬是在1996年从宁波市北仑区人事局局长的岗位上调入检察院的，曾当过五年多北仑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她对怎样带好队伍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认为，办案才是硬道理，只有办出几件响当当的大案要案，才能提升干警的士气，树立江东区检察院的威信和影响力。
2003年春节，有人举报时任江东区国土局局长的蔡昌久涉嫌受贿。袁培芬立即部署秘密初查，并于4月初立案侦查。国土局局长位高权重，案件一上马，各路说客纷至沓来，软硬兼施，袁培芬不为所动，她对办案人员说：“天塌下来，我顶着！”
袁培芬心里明白，办不了大案要案，干警们做事就没底气，上进的路会走得更艰难。在这种紧要关头，她必须顶住所有的压力，为干警办案铺平道路。
经过缜密侦查，办案人员终于将蔡昌永涉嫌受贿60余万元的大案查了个水落石出。这是江东区检察院三年来立案查处的第一起现职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要案，此案的成功使得全院干警精神大振。此后，江东区检察院接连查办了8起贿赂犯罪要案！
办案办出了士气，袁培芬“公正执法，敢于办案”的名声也传开了。2004年10月的一天，江东区检察院收到了一封反映某工程公司总经理张某有受贿嫌疑的举报信。经过秘密初查，检察院很快掌握了张某接受巨额贿赂的充分证据。在证据面前，张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收受贿赂达250万元的犯罪事实。此刻，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
袁培芬一直在监控室看着审讯张某的过程。见到张某失魂落魄的样子，她若有所思。随后，她来到单位食堂，亲自为张某炒了几个菜。面对干警们的疑惑，袁培芬说：“犯罪嫌疑人也是人，给他做点好吃的，有什么不可以？”
吃着袁培芬亲手为他烧的饭菜，张某泪流满面：“袁检，栽在你手里，我服！”
袁培芬常对办案人员说，案子一定得查，这是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但办案一定要文明，要让犯罪的人对我们检察机关心服口服。
2003年以来，只有40多名干警的江东区检察院立案查处了贪污贿赂案件27件，其中大要案21件。江东区检察院也彻底改变了以往每年考核落后的局面，在全市反贪系统考核评比中位列第二名。今年初，还被浙江省检察院评为“先进检察院”，记了集体二等功。
但是，袁培芬也为办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4年4月，当她正在指挥侦破后来被评为“浙江省八大精品案件”之一的宁波市化工研究院贪污窝案时，父亲不幸去世，她向同志们隐瞒了实情，只用了一天时间处理后事，就又回来继续工作；同年10月，袁培芬正在办理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的宁波市自来水系统受贿窝案，将老母亲托付给亲戚照顾，没想到11月上旬，老母亲突然病情恶化，袁培芬竟然没能赶上见她最后一面……
（二）
“我觉得我们袁检的事迹早就应该上报纸宣传了！”章晓民有些埋怨我的“迟到”。
我抱歉地看着他，经过这几天的采访，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在江东区检察院，有很多人对袁培芬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对于他们而言，袁培芬不仅是一位知人善任的领导，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是人在异乡时时刻刻能感受到的真切关怀。
2003年，章晓民是冲着袁培芬的名声才来到江东区检察院的。那时，他刚从中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因为听一个在江东区法院工作的老乡说袁培芬是个好领导，就慕名给袁培芬打了一个电话，袁培芬得知他的情况后，立刻邀请他来院里跟党组成员见面。没多久，章晓民就成为了江东区检察院的一员。
章晓民也是院里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研究生。就在他来院里报到的第一天，袁培芬亲自帮他打扫房间，掏出自己的钱来给他买生活用品，感动得这个大小伙子眼圈都红了。在公诉科干了一年后，细心的袁培芬发现章晓民是个搞理论研究的好苗子，就破格提拔他担任研究室副主任。果然，章晓民到了研究室之后，江东区检察院的研究工作很快有了起色。2005年，江东区院独立完成了省检察院重点研究课题《撤回公诉制度研究》，检察理论工作进了全市第三名。——这要放在三年前，干警想都不敢想。
三年前，当袁培芬刚刚来到江东区检察院的时候，全院没有一名硕士研究生，具有全日制法律本科学历的干警只有7名，袁培芬清醒地认识到，人才的匮乏成了制约检察业务工作发展的一个“瓶颈”。
袁培芬决定首先“盘活”现有的人才资源。周奇君是1995年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江东区检察院控申科工作的。在袁培芬来之前，因为案源少，整天没事干，曾经想过考取律师资格证后就离开检察院当律师。袁培芬到任后，发现周奇君在法律业务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就把她调到侦查监督科当副科长。结果，她把青少年维权工作做得有声有色，2005年还被评为了浙江省“青少年维权先进个人”。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袁培芬将她的引进人才计划亲切地称为“引凤工程”，她亲自跑招聘会、跑高校。仅仅两年的时间，就先后引进和录用了7名法学硕士研究生和7名法律本科生，江东区院一跃成为宁波检察系统法学硕士研究生最多的基层院。
引进了人才，还要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在工作上，袁培芬严格要求他们，她说，对年轻人要求严点，对他们有好处；在生活上，袁培芬像大姐一样照顾着这群远离家乡的孩子——她在食堂里跟他们一起做饭，一起过中秋节，和他们谈心，甚至为他们在外地的女朋友寻找调动的机会……
刚一听说检察长亲自给大家做饭的事情时，我还真是半信半疑。可是，当我真真正正地站在了食堂里，看见袁培芬与几个单身年轻人热热闹闹地做饭烧菜时，我不得不相信了自己的眼睛。他们随意地聚在一起，切菜的切菜，洗碗的洗碗。有一个江西的年轻人刚收到老家寄来的辣椒酱，立刻就遭到了“围抢”。袁培芬一边炒菜一边转头对我说：“这些年轻人都很可爱吧？我平常就喜欢跟他们一起做菜吃饭，外人请客都不愿意去的。”这时，一旁洗菜的小伙子接过话头：“是啊，曾经有两个人打赌说看谁能请出袁检吃饭呢，结果俩人都输了。”袁培芬笑着打断他，不让他再说，反问他：“上次你见的那个女孩子怎么样？要不要我去给你说说啊？”小伙子便低了头，嘿嘿笑着，不说话了。
袁培芬邀请我尝尝她做的菜。鱼头汤香气扑鼻，海瓜子风味别致，说真的，她做的菜很不错，而且，在这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里吃，说说笑笑，就更不错。
（三）
在我去采访的那几天，江东区检察院里上上下下都说着马老汉的故事。
因为听说在宁波打工的儿子涉嫌故意杀人，一直生活在宁夏乡间的马老汉背着一袋干馍就上了路。不识字，又不会说普通话，马老汉刚一出门就坐错了火车，等他从广州辗转来到宁波时，已经在路上奔波了一个多月。
出现在江东区检察院门口的马老汉衣衫破旧、灰头土脸，打开随身所带的包裹，里面的几个干馍已经又黑又硬。看到这些，袁培芬的眼泪都要下来了。她将马老汉请进办公室，嘱咐食堂的阿姨马上给马老汉准备饭吃，看着马老汉一口气吃了几个鸡蛋后，才找来一个陕西籍的干警当翻译，慢慢地与马老汉聊起来。
经过与法院联系，马老汉儿子的案子还要一个星期才能开庭。袁培芬想了想，从自己口袋里掏出200元钱，找了一个旅馆，让他先住下。等到开庭的那一天，父子终于相见。
虽说儿子被判了四年半，马老汉也算是放下了心，准备回家了。听说马老汉家里的困窘情况后，袁培芬又拿出800元钱给他。担心马老汉在路上被坏人盯上，细心的袁培芬把其中的100元换成10元一张的零票，准备着路上用，其他的钱都藏在身上，嘱咐他千万不要露出来。临到上车前，袁培芬又买了蛋糕、饼干给他带上，感动得马老汉老泪纵横，说什么也要给袁培芬跪下……
当时接待过马老汉的控申科副科长何艳红把这个故事说得绘声绘色，见我听得入神，她笑着说，这算什么，我们袁检帮助人的事情多了去了，她就见不得老百姓受一点委屈，有一回，我们在办公室里接待几个上访的农民，由于椅子不够，几个农民就站着说话，结果让袁检看见了，把我们好一顿批呢！
在袁培芬心中，法律无情人有情，她要求全院的干警，对待来访的群众一定要和颜悦色。她说，触犯了法律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庇；但是在法律之外，我们能做的一定要做。2003年，袁培芬通过当地一家企业的支持，建立了“关爱基地”，17岁的安徽籍青年小刘是第一个受益人。那年，小刘因为盗窃犯罪被公安机关抓获，江东区检察院考虑到小刘的盗窃数额不大，又是初犯，决定对他作不起诉处理。袁培芬亲自把小刘从看守所接到“关爱基地”，让他学习焊接技术。同时，袁培芬还自己掏钱给他买来棉被、衣服等生活用品和有关书籍，鼓励他好好学习技术，做一个自力更生、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久，小刘掌握了焊接技术，回到老家找到了工作，开始了新生活。到目前为止，“关爱基地”已经接收了4个袁培芬亲自送去的失足青年。
（四）
“袁检对别人那么有人情味，但是对自己可是够‘无情’的。”私下里，几个干警这样对我说。
比如，办公大楼刚刚装修完了，大家都换了新的办公桌椅，袁培芬却还是那套用了十几年的桌椅。她说，习惯了，不用换了。更令他们“不能容忍”的事情，是袁培芬生病了却不告诉他们，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去医院，上午输液，下午还去单位照常上班。甚至不得不住院后，还告诉大家说是“家里有事”。袁培芬曾对朋友说过，如果别人知道她生病了，肯定要去医院看她，虽然她知道大家是出于真心，但她觉得这样太麻烦，也会耽误别人的事情。
尽管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袁培芬却安于这样简朴而不事张扬的生活。她说，从小，她和父母就一直这样生活，她对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她记得父母生活的清廉，也记得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官……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到了住地的门口。袁培芬握着我的手道别，忽然又有些歉意地说，我做的事都挺平常的，一点也不轰轰烈烈，你可能会没什么可写的吧。看得出，她说这话是真心诚意的。她是真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只是一个检察长、一个检察官的本分。
我无语，目送着她的背影融入迷蒙夜色。不知什么时候起，天空又飘起了霏霏细雨。雨丝轻柔，润物无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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