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文化论坛日前在北京香山落下帷幕。会议间隙,本届论坛荣誉主席、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就本届论坛议题“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接受了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专访。
早报:第一届论坛上由杨政宁教授提出“文化自觉”。 儒家传统是如何看待文化自觉的?
杜维明:儒家自孟子开始十分关注文化自觉问题。所谓文化自觉,在中国传统中就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里尤为明显。其影响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多年来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心。
早报:但我们对儒家和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观点是中国人更关注家庭、宗族、国家等这些社群集体概念,这和儒家文化自觉中个人意识相矛盾吗?
杜维明:不矛盾。儒家对个体的理解是放在社会关系网中去理解。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不是孤点,所以儒家肯定个人、家庭、宗族、社会和国家的平等地位。族群、语言、信仰、社会等这些都是个人的根源,个人与其他社会关系之间通过对话聆听对方的声音,以达到彼此的和谐。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个体与集体的和谐结合是我们当下重提文化自觉的重要传统资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不会发展起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早报:在论坛中,与会学者谈到了关于中国乡土礼仪重建问题,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中国的礼仪实际上已经崩溃了。那么您认为,传统礼仪重建是否有可能?
杜维明:当然不可能。通过政治力量强加的礼仪值得商榷。另外一方面,传统的礼仪并不都需要恢复和继承,它们中需要被批判和扬弃的内容。所谓礼仪重建,不应该是恢复旧的礼仪,而是结合中国当下社会的具体现实,通过个体和群体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
早报:您在之前的报告中提到了中国乡土士绅阶层重建问题,您认为在中国当下社会中,哪些人可以担当起士绅的角色?
杜维明:中国的士绅阶层曾经作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知识精英阶层,在传统中国中对乡土的稳定和发展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下中国语境中,能够重新担当起士绅阶层的群体可能不仅限于传统中国的地方知识分子,而是地方社会中取得杰出成就的各领域人士。商人、官员、知识分子、普通人都可以作为现代乡绅而存在,但前提是他们都应该是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人。现代士绅不只是成功人士。
早报:讨论文化自觉问题,首先要清楚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与会的一位学者认为,即使是仁、义、礼、智、信等这些我们公认的中国文化特性也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化所特有,他并不认为存在着所谓中国所具有的文化特性,您怎么看?
杜维明:把仁、义、礼、智、信等概念简单地抽象为中国文化特性是片面的。讨论文化特性,不仅仅是说有哪些概念可以套用在中国人身上,而是这些抽象概念备有的内涵是什么?同样的仁、义、礼、智、信,中国和挪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五个特性的侧重点也是区别的。比如仁、义、礼、智、信中,儒家最关切的是“仁”。所以讨论文化特性,不是简单抽象地归纳和玩文字游戏,而是应该作具体个案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