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是个自卑感极强的人，但与一般混日子的小吏不同，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他有强烈的欲望超越自卑。而宋代社会的一个残酷现实是，官员严重超编，不用说一个“押司”，就是那些正经科举出身的官员也绝少升迁的机会。这意味着，宋江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寻找另外的人生定位。他利用手中的闲钱，广结善缘，脚踩黑白两道，心存朝野之间，借助官方身份，大搞权力寻租，短短几年，就完成了“及时雨”的品牌设计。《水浒传》中是这样记载这令人筋疲力尽的包装过程的：“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但令人奇怪的是，书中交代，宋押司自幼丧母，只有一个父亲和兄弟“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那么，他挥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用大宋法院刑侦，寻常人一看，就知道老宋有“灰色收入”，犯的是“财产来源不明罪”。

　　这种立足本单位扶危济困，或者叫“岗位学雷锋”的做法，为宋江本人积累了巨大的声望，从而也为梁山准备了一批干部。如果不是民间歌手兼三陪女阎婆惜的出现，我们可以想像，宋江会把“及时雨”这个品牌长期经营下去，以等待历史的风云际会。但最终是这个美少女的执意要挟打乱了宋江的营销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这时的宋江虽然对梁山有救命之恩，但他并没有急着投奔。“吏道纯熟”的他知道，在拉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之前，即使落草为寇，也不过是个小喽啰。后因老父诓骗，回家奔丧，被县政府缉拿，刺配江州。与以往金钱开道，黑社会暗中助力的手段一致，服刑期间的宋公明，一方面等待皇帝大赦天下；一方面上下使钱，买通了包括江州监狱局管教干部戴宗以及司法局的聘用警察李逵等一大批黑白两道的人物。后因酒后失言，在浔阳楼题了反诗，被大宋能吏黄文炳告发，不得已才上了梁山。

　　一上梁山，宋江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又在显要位置竖起一面大旗，曰：“替天行道”。以至于人人都为他这些外在包装迷惑，以为宋江真是至忠至义之人。实际上宋江对大宋从来就没有忠过。他要真忠，还能替晁盖通风报信，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要真义，还能一俟招安就向当年的同道兄弟方腊动刀兵？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宋江本人的价值世界。

　　作为一个面黑身矮、武艺平平的小吏，他想像不出，一个人除了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谋求更高的升迁外，还能有什么价值空间可供一个人的灵魂栖居？也就是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他骄人的业绩和成功如果经不住国家意识形态的猛烈拷问，从而引来众人以至于后人的交口称誉，还能有什么意义？可以想像，在这种单一信念支配下的宋江不可能真的造反。在跻身于体制的初期，他一定像许多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有过无数玫瑰色的梦想。可当一切通过正常途径光宗耀祖的门路被堵死以后，他只能改变思路徐图大起。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道德英雄；可一旦走上梁山的领导岗位，“杀人放火受招安”就成了当务之急。

　　在这一声势浩大的“入关”谈判中，一切行动、业务都得服务于整体目标。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不过是一时的促销手段，一旦和宏伟的招安大计相违，立即连贪官也不反了。且不说贪官太多，反不胜反，按梁山的标准，高俅不是最大的贪官吗？而“捉放俅”的闹剧恰好说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都不过是一时的统战口号。也就是说，在这场个人和国家的政治博弈中，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就攫取权力的方式，以及权力用来支配别人的生命和幸福的目的而言，双方可以说异曲同工。宋头领长期深入基层，混迹于各式公人、听差、媒婆、地保、更夫、商贩、江湖混混、引车卖浆者流之间，并没有可能获得比当时的统治集团多的信息资源，也就是说，他的脑子里不可能自发生出比当时的文官集团先进的制度理念。即使后来打土豪，分田地，劫法场，杀害公务员，目的也不是要改变或颠覆现存的权力格局，而是要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换句话说，他只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重新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那么，在砸烂国家机器和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也就是说，如果宋江不投降，有没有别的选择？有，只是宋江不想。独立于朝廷，“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借用萨特的话，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如果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自外于国家纲常，宋江完全有可能自立于梁山。但问题是，在体制之外，宋江不可能活得自在。“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在他看来，只有荣耀在史书里的荣耀，才是真的荣耀；成功在别人目光里的成功，才是真的成功。他想不出，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依赖国家而自得其乐？谁来奖惩他的功过？谁来记录他的操行？没有国家眼睛的注视，他手足无措。

　　因此，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且不说梁山的武器、装备无法和赵宋集团抗衡，即使在精神上，梁山就首先输给了朝廷。［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