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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近影
门开了个小缝。门中间探出一张漂亮的小脸蛋，大大的眼睛，脑袋后面梳了一条小辫。
“这是我的小孙女，叫甜甜。”刘庆柱先生微笑着把门打开：1米7多些的身板，腰挺直；面色红润，银灰色的头发，鼻梁上架一副树脂眼镜。
农场磨练学习意志
刘老的客厅并不宽敞。白色的墙壁，地面铺的是乳白色防滑瓷砖。除电视柜旁一只偌大的花瓶之外，几件简单的家具，干净、淡雅。
“家里别的没有，就是书多。”他指了指书房说。书房的面积不比客厅小。一张办公桌之外，就是放满了书的柜子。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书桌上摆放着的全是英语刊物。“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刘老笑言：“我的英语是自学的，而且还是下乡期间自学的。”
1968年他离开北京大学历史系，被分配到南泥湾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这一呆就是整整两年。“那时候，已经觉察到英语的重要性了，但当时没有书。”刘老谈起这段经历很兴奋：“况且白天都干活，晚上睡大通铺，统一熄灯，也没有时间看。”不久他被调到炊事班做了副班长，这下可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了，“我就可以看书了”。别人下地的时候，他就对着英文词典看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一边学英语，一边研究各种文选。”
刘老边说边掐着指头数了起来：那两年里，他一共读完了《毛泽东选集》（1－4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以及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著作。那段经历，不但磨练了他的学习意志，也扩充了他的“知识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里讨论的问题，比如希腊、罗马，都是很经典的东西。还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探讨国家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就是根据默尔顿的古代词汇演变来的，因为考古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考古界的“夫妻店”
刘庆柱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唯一的学部委员。他先后参加并主持了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秦汉栎阳城遗址、西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界从事古代都城与帝陵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著名考古学家。
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刘老认为，下乡那段经历他的最大收获是，娶了他的妻子李毓芳。“她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1968年我们一起到陕西省军区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我们结婚了。”刘老面带几分得意：“当时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女生。”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做考古研究，至今几十年来，他们几乎总是在同一片田野里考古发掘，在一起整理发掘资料、编写报告，共同承担重要考古研究课题。10年前，他们就已经出版了两部考古发掘报告，现在又有一部考古发掘报告即将出版，这在考古界是很少见的。为了田野考古的需要，他们早就只要了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女儿。
“这几年被炒得热热闹闹的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就是李毓芳主持的。”他说。“业内的朋友都管我俩叫考古界的‘夫妻店’。”说到这里，刘老爽朗的笑声响起，他把这种快乐也传递给了他周围的人。
朝着目标努力去做
1972年，刘庆柱踏上考古研究这条路时才29岁。“我感觉自己一辈子都在给自己加码。”刘老说：“年轻的时候，老给自己定任务。比如开展什么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要写什么内容的论文，要完成什么样的专著等，这几天写什么，过几天又要做什么科研、完成什么样的科研任务等等。”“不论什么时候，你都必须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随时都要给自己定好目标。”“不过，每次定得老高，几乎都实现不了。”他笑着说。
“现在还是一样，还是坚持给自己加码。”他拿出一本精美的笔记本，打开有一张日程表。上面记载着每个月要完成的文章题目。“这些内容，有的是别人让我做的序，有的是准备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讲演稿，还有杂志、出版社的约稿。答应了人家，我就‘负债’累累了。剩下的，就是我自己想写的。”他笑言：“每个月的量都很大。要是写不完，就推到下个月去了。”
“有些时候，即使知道很难完成，我们也得向着完成的方向努力去做，尽最大的力量做好。”下楼前，刘老说的还是这句话。
刘庆柱小传
刘庆柱，1943年生于天津市。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主要专著和论文集有：《西汉十一陵》、《长安春秋》、《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汉长安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汉长安城》、《汉长安城骨签书法》等。其中《汉长安城未央宫》、《汉杜陵陵园遗址》分别荣获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夏鼐考古学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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