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富士康案戏剧性地转变为一场常规诉讼，它所引发的舆论讨伐也就此结束。但是，在短暂却激烈的辩论过程中涌现的一些言论，并非针对一时一事，应该看做是长期存在的某些社会思考借由此案而获得的表达。其中最值得回味的，便是针对“血汗工厂”的争论。

　　有人认为，记者披露富士康工厂职工加班超时，不论报道是否真实，都是毫无必要多此一举的行为。这种论调显然背离了平常人的道德直觉，但是却仍然在相当可观的范围内获得认可。其背后的核心逻辑无非是，不论富士康还是其他更加严苛的工厂，都不曾强迫工人做工。现在的状况是基于工人自愿的选择，所以也必定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推而广之，为全世界打工也是中国目前最好的选择，批评毫无意义。在这种逻辑之下，不论是媒体还是学者，他们针对血汗工厂的报道和言论，都是忽视现实状况、空谈人道和理想，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矫情。这种论调远远超出了富士康这一个案，甚至也超越了血汗工厂的具体概念，它所反映的是对待现存弊病的一种消极态度。不幸的是，这类论点经常被认为更加脚踏实地、谦逊务实，因此被相当多的“聪明人”诚恳地认可接受。这其中隐藏着混淆和悖谬，需要仔细辨析。

　　应该没有人否认，中国工人选择待遇恶劣的工厂做工，中国选择做“世界工厂”，这虽然可能是现在能够作出的最好的选择，但绝不是我们的目的，它只是通往更美好未来的一条路径。将来，10年也好、50年也好，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工人可以拿到更好的报酬，过更有余地的生活；而中国，总可以在廉价劳动力之外，变生出新的竞争力，并以更有幸福感的方式发展社会经济。那么，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是在哪一时刻发生的？是被什么力量推动发生的？

　　毫无疑问，市场是重要的变革动力。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自然会调节劳动力的价格。只是市场要发生作用，必须以充分议价为前提。而中国工人以分散的个人的形式，从来不曾真正拥有对企业方的议价权。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中国劳工的待遇已经达到企业能够承受的边界。在这种时候，媒体或者其他力量完全有理由参与进来，为分散无力的劳工呼吁，以接近现实能够提供的最好待遇。

　　参与市场议价过程之外，社会的人道关注，还有独立的推动作用。市场并不是改变这世界运行的唯一动力，更不是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动力。因为历史前行的力量，从根本上说是人力融合与抵消的汇聚，其根源是每一个生存过的个人的生命力。这生命力中包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更广义的幸福的渴望，当然也包括人道主义的价值坚持。我们都相信时间自然会改变中国劳工的待遇，其实我们相信的就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相信它一定会在时间的进程中发挥作用。

　　应该承认，社会的人道关注，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道德力量，它在时间的进程中，经常会表现为一个远期目标，一个脱离现实的话题。但是，这种基于价值追求的力量，它从来就不是要解决那些已经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就是要在看似遥远的距离上，长期、连续、递进地对现实发言发力。因为事件的发展从来都是渐进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总是逐步缩小的。一个被搁置被旁观被全面接受的“合理”的现实，它自己并不会提供一个明白清楚的成熟时机，让人道诉求一役而毕全功。总要不断争取，总要与现实纠缠互动，才能够累积酝酿出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一个机会；才能够终于改变现实。

　　中国的劳工待遇问题，确实可以在当下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找到成因。然而，现实可以因为存在而合理，却不能因为存在而美好。美好可能遥远，但是却让人不能忘记，不能停止追求。中国劳工待遇问题，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彻底的解决，那么在这很长的时间内，它都必须得到社会持续的关注和惦念。对中国工人来说，对中国来说，打工的艰辛是命运的一部分；努力摆脱这艰辛，主动追求更好的境况，也是命运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