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记畅销背后

　　年轻人为了解老年人为回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迄今，已近三十年。此时，一本有关于他的老传新译本正热销中国。

　　他生前，在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掀起过壮阔的波澜。他逝后，留给中国乃至世界的是一波波毛泽东热潮。毛泽东影响的人，数以几十亿计。

　　从一介平民，到半个书生，从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从走上神坛到回归常人，从权力领袖、个人崇拜偶像到政治符号，毛泽东热，实际上是国人的一种自我诉求的表达。也许，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他身后，留下热潮不断

　　新版《毛泽东传》全译本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眼光，我们所熟悉和陌生的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整理旧杂志的时候，刘峰指着一个印有毛泽东头像的封面，开玩笑地问6岁的儿子。“毛主席啊。”孩子的回答让他吃了一惊，因为他印象中似乎没有人教过儿子这些知识，但孩子的回答却是“知道就是知道”。

　　在中国，可能有更多的孩子并不知道毛泽东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可能从人民币或者天安门上悬挂着的头像中记住这个人。尽管已经逝世30年了，但毛泽东却依然影响着大多数的中国人，随着今年一本新版《毛泽东传》(罗斯·特里尔著)全译本的上市，一股新的毛泽东热悄然兴起。

　　一本传记的再度畅销

　　最好的时候，一天卖掉了100多本。新版《毛泽东传》上市的短短两个月内，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就卖出了1500多本。在图书销售榜上，这本书成为二月份上榜的唯一的传记类作品。出版该书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大出版社)不得不在短时间内第四次加印。

　　“没想到会卖得这么火。”人大出版社该丛书的策划编辑潘宇说，在出版社最初的设计中，最新版的这本《毛泽东传》全译本被当作国外研究毛泽东学术而列入“国外研究毛泽东译丛”系列书籍。丛书共有七本著作，学术味非常浓厚。

　　潘宇说，“我们是高校出版社，以出版精品教材和精品学术专著为主。”并不善长做畅销书的她们并没有把这本书当畅销类书籍来做，而且她们也没有来得及抽出时间做宣传。但出乎意料的是，短短两个月，这本书就已经跃上各图书卖场的销售排行榜，各地纷纷要求上货的信息让出版社开始忙碌起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传》就卖出5万多册，对一本传记类图书来说，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年轻人是为了了解，老年人是为了回忆。”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销售部的张女士对《毛泽东传》热销用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她说，只要沾上“毛泽东”三个字的书都好卖。她介绍说，三年出了三本毛泽东传，都卖得相当好。张指的是2003年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金冲及等编著)，200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英国记者肖特著)以及2006年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罗斯·特里尔著)。

　　新一轮的毛泽东热，如果从时间上追溯，要从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算起。尽管有非典袭来的阴影，但那一年的毛泽东热超乎寻常，有关毛泽东的新电影、新电视片和纪录片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

　　毛泽东的亲人、卫士，几乎接触过毛泽东的人都在纷纷著书，描述这位伟人的思想、生平、家庭历史、性格心理、感情世界及生活情趣。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十年磨一剑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市，他的孙子毛新宇和外孙女毛东梅先后出版了有关毛泽东的著作。110家中文网站联合发起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主题活动，在48天内，有500万人点击登陆。

　　2004年，这一轮高潮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延伸。英国记者肖特在中国签售他的“大红本”《毛泽东传》，更多的人持着看一看外国人怎么写毛泽东的想法，买回了这本颇像旧时“红宝书”的传记。这本书一直畅销到2005年。一个令人注意的细节是，这一阶段出版的书大都以红色作为封面的主色调，或者是为了强调毛泽东本人的红色革命历程，但更大程度上则勾起了人们对红宝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的回忆。

　　拿出一本1958年出版的《毛泽东语录》，52岁的马玉林说：“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在北京有名的旧书市场潘家园里，马玉林的摊上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毛泽东书籍。“毛泽东语录都是红色封皮，是纯正的暗红色，和这个猩红色还不一样。”指着新版的《毛泽东传》，马玉林对这种版画风格的封面并不满意，他说这黑乎乎的能看见啥：“毛主席就没离开我们。”

　　即使在今天，多数情况下，马玉林仍然不直呼其名。他说，现在的生活条件要超过从前，但是他仍然怀念那个时代。从搜集毛泽东的书到卖毛泽东的书，他下了不少功夫，按他的说法，真正热爱毛泽东的人都会有一整套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

　　马玉林有全套的毛泽东选集的版本，但他并不出售，他说要把这套书当作传家宝传下去。现在每逢周末，都会有来自各地的爱好者来这儿淘宝，马玉林说，在他这儿毛主席什么时候都是热的。

　　走下神坛的第一波热浪

　　三十年间，从最初的全面怀疑到走下神坛，从被民间重奉为偶像，到重归平淡。毛泽东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若细心观察的话，可以发现，毛泽东热的几次兴起，大都集中在从他的诞辰到忌日这一时间段中。新版《毛泽东传》的译者、中央党校教授胡为雄说，因为在毛泽东的精神中始终有一种反抗精神，而他的这种精神和人格魅力很容易被下一代人所喜欢。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波热潮，大致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第一次以“功大于过”的说法重新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了评价。随后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总结，再一次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自下而上，民间对于毛泽东的重新关注也开始慢慢升温。1986年，毛泽东逝世10周年，一股重新解读毛泽东热的思潮开始高涨，并在1988年蔚然成风。

　　也是在这一年，一本由美国人施拉姆写的《毛泽东》(1988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当时只作为内部资料在小范围内流传。这一年，还在读研究生的胡为雄偶然遇到推着自行车卖书的人，他毫不犹豫的买下了这本内部资料书。在这波毛泽东热中，为了抢占市场，河北人民出版社用最短的时间把罗斯·特里尔在1980年写完的《毛泽东传》出版，这本书第一版的制作和装订非常粗糙简单，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本摆在地摊上的盗版书。尽管其中有许多翻译上的错误显而易见，但凭借“毛泽东”三个字的魅力，这本传记还是迅速畅销，到1998年，创下了行销120万册的纪录。

　　稍后一年，权延赤写完了他的第一本毛泽东书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一次把毛泽东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描述。从此之后，正如这个书名所描述的一样，走下神坛后的毛泽东更多的个人信息被披露出来。文革十年，被个人崇拜神化的毛泽东被解构还原，走下神坛，却不失神奇。作为一个人，而不再是神的毛泽东开始渐为人知。

　　重塑偶像的全民狂欢

　　但是在1990年后，随着毛泽东百年诞辰的临近，第二波毛泽东热却在向另一个方向发生变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红色革命歌典在这一年不期而红，就像刀郎在2003年喊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样，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这些老歌会在一夜之间响彻大街小巷。

　　“毛泽东颂歌”的卡式磁带像曾经的红宝书一样，渗透到城市、乡村，原本预计发行七八万盒的“红太阳”录音带在一个月就卖出了100万盒，这盒磁带所创造的销售奇迹在今天依然是各路歌星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纪录。

　　在城市和农村，压在箱底的毛泽东像章被重新翻了出来，挂在了最显眼的地方。这一次，不仅挂在了墙壁上，而且挂在了各式各样的大卡车、小轿车等交通工具上。四川省成都市五福街58岁的工人王安廷在这一年自己办起了一个毛泽东像章家庭收藏博物馆，他发誓在他有生之年要攒够25000枚毛泽东像章节。到200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不到20平方米的“王安廷小小展览馆”中存下了5万多枚、计1万5千多个品种的主席像章及2吨多重的毛主席诗集、文选等藏品。

　　出租汽车里毛的纪念章、毛的语录、毛的肖像，北京三里屯、秀水街印有毛语录的汗衫，穿绿军装、戴红五角星，成为这一时间段的流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再加印，而河北人民出版社把制作粗糙的《毛泽东传》重新审译印刷，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而随后的一系列大型影片，如《开国大典》、《巍巍昆仑》、《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等更是在银幕上重写了毛泽东的形象。1993年的毛泽东热在某些方面更像一场全民的节日，农民和司机们重新把毛泽东当成了神，而一些年轻人则把毛泽东重新当作偶像，和香港的“四大天王”并驾齐驱。

　　在这场偶像重塑过程中，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观念相去甚远。年轻人不了解毛泽东并不妨碍他们对毛泽东的狂热，但与父辈们的狂热不同，他们更多地对毛泽东奉行拿来主义，唱红太阳、穿绿军装只是他们展现个性的一种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灿曾经比较过第三代人与第四代人在青春偶像选择上的差异。在第三代人心目中，毛泽东是偶像。他们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崇拜、热爱、忠诚，乃至全部的憧憬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尊心中的偶像。第四代人却把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当作偶像。毛泽东热只不过是流行文化的一种表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马戎教授则把这称之为是一种“潜文化”现象，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比，毛泽东的反抗心理和个性魅力容易为社会所接受。与个人崇拜完全不同的偶像崇拜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调。

　　商业化后的返璞归真

　　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与前两次热相比，这一次商业味浓而文化味淡，民间的反映则有点慢热的味道。

　　与1993年相比，这一年的毛泽东热，贴上了许多商标的符号。推手是各种各样的商业先锋们。一套纯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在2003年公开亮相，每套13600元的价格还没来得及让人吃惊，《毛泽东诗词书画精品典藏》一书就以36000元开价。而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铸造了110尊毛泽东主席小型纯金像，每尊售价20.3万元。高得令普通人乍舌的价格显然是为收藏者们量身订做的，贴金或纯金的毛泽东成了新的收藏品或者变相的礼品。

　　没有人讳言，伟人也要为经济做贡献。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也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第一个产品就是《翻开我家的老影集——外孙女心目中的毛泽东》。这本书在2003年非常抢眼，即使今天去潘家园的旧书市场里，也很难以低价淘到它。书贩们会喊着跟你说，这可是毛泽东自家外孙女出的书，好多照片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商业化是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事情，新华社的一则报道说，不论是韶山还是北京，都空前规模地引进了商业策划人，以市场运作方式开展纪念活动：晚会、出版、旅游、论坛，其间的投入或者产出金额高达数亿元人民币。

　　与商家的热情相比，民间对毛泽东的热却慢吞吞的，并且不再像1993年那样狂热，而是多了几份理智。在2003年盛大的纪念过后，商业味的毛泽东热渐渐淡去，而文化层面的毛泽东热又慢慢升温。200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开始畅销，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卖出了3万册，这一热潮延续到了2005年底。

　　热度不减的人们在2006年的春天，又把人大版的《毛泽东传》推上了畅销书的行列。 “《毛泽东传》的热销还带动了其他几本毛泽东研究书籍的销售。”潘宇说，这一轮的毛泽东热中，人们不仅关注作为个人的毛泽东，而且更加关注毛泽东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思想产生的根源，所以不仅有人买毛泽东传，其他研究毛泽东的书籍也吸引了人们的兴趣。

　　对于反复出现的“毛泽东热”，胡为雄认为，“热”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很难科学界定，但现在的热已经不是当年的狂热。“逢五逢十纪念先人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诞辰110周年，包括今年的逝世30周年，纪念活动肯定会多一些，自然会形成一种关注热度。“毛泽东热是一种综合的社会心理的折射。”胡为雄说。

　　向毛主席诉求自我

　　对话“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主编萧延中教授

　　毛泽东是被画了引号的政治符号，对他的解读其实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需要，正在热销的《毛泽东传》只是今年出版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从》的七分之一。作为丛书的主编，萧延中教授深谙毛泽东热背后的社会动因以及中外学者的研究异同。

　　西方学者眼中的毛泽东之谜

　　新世纪：国外关于毛泽东传记的版本有很多种，为什么选择这一本传记作为“毛泽东研究丛书”系列的一种？

　　萧延中：数年前，在最初策划《国外毛泽东研究丛书》的时候，我们大概提出了近30本国外学术著作以备遴选。我主张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不应当被排除在“学术著作”之外的道理很简单——叙述也可能深刻。那种认为似乎只有“论证”才能达到“深刻”，而叙述只能反映浅薄表层的想法，其实才是错觉。

　　在西方世界，仅就传记体的毛泽东传一类的著作，不下二十本，选择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是因为作为一位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特里尔体悟毛泽东的视角非常独特，他找到了一个既非纯政治、纯哲学、也非纯心理、纯文学的恰当的结合点。特里尔不仅是一位记者，更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是一位学者型的传记作家，这是选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研究在国际上属于一流的水平。特里尔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作为人的毛泽东。他是站在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角度。他的语言非常有特点，也很有洞察力。

　　在与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接触中，我经常感觉到，在他们心目中，其实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抗拒的问题诱惑，那就是：毛泽东凭什么从一个农民、一个师范毕业的小知识分子，仅用了20几年的时间，居然推翻了强大的政治统治势力，而一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叫“天翻地覆慨而慷”！

　　从1949到1976年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如果没有一种智慧，没有一种力量，没有一种策略，那绝对是达不到的。他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破解这个深度之谜。特里尔的著作回答的也是这个问题。西方大量的毛泽东著作其实探讨和研究的都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新世纪：中外研究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

　　萧延中：中国人在研究的时候，可能会带着我们的经历，带着我们洗不掉的痕迹。这样观察他的时候，实际上带有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在里面。

　　但是西方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局外人，他们不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所以可能更少的和具体的利益相关联，也没有那么多禁忌。通过他们的视角，用他们的研究和思想和我们的研究作一个比较，看看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所成长起来的学者，当共同涉及到同一个毛泽东的文本的时候，对同一个形象，他们得出结论有什么不同，也是对我们研究的一种参考、检验和借鉴。另外，他们没有更多的介入中国的政治环境，西方的教育背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新视角。他们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不仅是中国的大政治家，也是20世纪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要放到一个长时段的时间上来看毛泽东。所以要在全球化的空间内做长时段的考察，这是一个纵横的毛泽东研究的坐标，也可以此来评价一本书的好坏。

　　解读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需要

　　新世纪：毛泽东热在中国前后兴起了好几次，在这几次热潮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动因，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萧延中：中国人研究毛泽东，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有一种亲身的经历，有丰富的经验，这都是西方人达不到的。最终研究毛泽东的突破，恐怕还是在中国。西方研究毛泽东，给中国的突破提供一些参考、借鉴以及全球化的视野。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研究者，也有自己固有的局限性，因为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老百姓，其实每个人都是毛泽东的评论家。他们对毛泽东的解读是不同的，这种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所投射的是他们各自内心深处的一种需要。

　　新世纪：现在好像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网络上对毛泽东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形成两大阵营，甚至互相攻击。

　　萧延中：其实，网上两派的评价都是对的，毕竟在潜意识里他们都承认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之所以人们今天仍然乐此不疲和毛泽东对话，有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有人对毛泽东的权力高度集中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实际上体现的是他们对政治自由真诚的向往。有些人对毛泽东支持小人物、打倒官老爷给予热烈的赞扬，他们体现的是对基本平等的普遍诉求。

　　今天，人们评价毛泽东的这种一左一右，表面上看是非常矛盾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实际上无论他们持那种观点，都是非常真诚的，都难能可贵。毛泽东对当今社会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无论你承认或者不承认。所以我说这种向往和这种诉求，是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晴雨表。

　　新世纪：怎么理解这个晴雨表呢？

　　萧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已经不是过去的，作为一个实体的人。他应该是被画了引号的政治符号。人们对于政治符号的解读，实际上体现的是自我的一种愿望、诉求，甚至是不满或者别的什么，总之是一种自己的情感。

　　今天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不是划到左或右的阵营里，而是要寻求二者之间的一种基本的平衡。这就是政治自由的真诚向往和基本平等的普遍诉求之间的平衡。

　　对毛泽东评价的社会意义，实际上是给我们解读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个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从这个系统当中，我们能更清晰的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什么、需求什么，以及我们应该通过这种现象分析出将来应该如何做。

　　应该说，这两种平衡，不但毛泽东没有做到，即使在我们的改革开放时代，也没有完全做到。所以就导致了人们要么强调毛泽东的一个方面，要么强调毛泽东的另一个方面。实际上，人们内心所渴望的就是这样一种自由和平等的平衡。

　　今天，从人们对毛泽东的基本看法中，可以让我们更多地读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图解。对毛泽东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多元化的评价现象，实际所透露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一种丰富的、不完整的、有缺限的政治地图。

　　对政治符号关怀是负责任的表现

　　新世纪：这种评价和这种对话所形成的毛泽东热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同？

　　萧延中：现在的毛泽东热,和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不是一回事情。我把它叫毛泽东“myth”(神话)。毛泽东“myth”和个人崇拜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个人崇拜在于那种对活人，对伟大指示莫名其妙的个人追随。这种追随包含着个人明确的或者潜含的一种利益，一部分人认为毛泽东是一种理想的化身、真理的化身，跟随毛泽东是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一种途径。另外一部分人不排除受某种影响，是不得不为之。

　　毛泽东已经去世30年，那些限制性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起作用了。网络时代，人们可以匿名发表任何真实意见。所以，现在的毛泽东热，是人们想通过毛泽东的经历、政治措施以及思想与之对话，来解读自己对现代人际社会的一种答案。无论这个答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人们也要通过和一个政治符号的对话，去实现这种需求。通过对他的赞扬和批评这样一种途径，来曲折地反映人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对于国家将来的一种趋向的关怀和诉求。

　　新世纪：您怎么看待毛泽东热？

　　萧延中：毛泽东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在这个新时代里，还是需要毛泽东的思想政治遗产的滋养，这种遗产其实包含着很多政治智慧。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的民众，对毛泽东的政治符号的关怀，是对这个民族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特里尔说“毛泽东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我认为毛泽东是一面多棱镜。毛泽东不仅在今天，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都会被中国人津津乐道，都会成为中国人评价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参照系，一个晴雨表，或者是一种间接的象征形式。

　　毛学：国外渐冷，国内正热

　　——本刊专访《毛泽东传》全译本译者胡为雄教授

　　国外毛学已经冷下来，写传记已过时，更多人开始研究邓小平、江泽民，而国内只要是毛泽东的书就好卖

　　毛泽东热正经历着什么样的社会变化？

　　中西方又有何不同？全译本译者胡为雄教授向本刊介绍了这方面内容。

　　建国后的评价有变化

　　新世纪：这次全译本的出版中，原作者罗斯·特里尔先生对原传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和第一版的时候相比较，某些地方的改动变化很大，在这些改动中反映出了一些什么变化？

　　胡为雄：《毛泽东传》更多地是从思想、政治角度来记述毛泽东的一生。这次的全译本在建国前这一部分多少有一些变动，但是不多，变动的主要是事实和个别的修辞。建国后的修改比较大，个别章节修改幅度比较大。在1980年版和1999年版中，注重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和政治活动的特点都比较突出。不同的是，1999年版似乎更注意进行精神分析，更留心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方式。

　　在20世纪90年代末，特里尔脑中的毛泽东形象似乎有了一些改变，故他对1999年版《毛泽东传》作修改时，其中尤以对毛泽东在建国后活动的描写改动为多，有的章节的篇幅增删达1/3以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也有了一些变化。

　　他认为，毛在20世纪60年代并没有真的“失去权力”，也不是通过文化大革命“重新获得权力”；并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来临时所扮演的角色比他在第一版时所能描述的重要得多。

　　此外，由于受佩伊(Pye)观点的影响，特里尔在新版中更注重心理上的分析。在书前面的序中，特别指出毛泽东是“一位半知识分子”，他一方面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最非凡的政治领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中国的缔造者，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个结合着多种中国传统的复杂人物，并且认为毛泽东身上更多的是人类的一些本性。

　　新世纪：关于毛泽东传，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版本，新译版本和旧版本也有不同。能不能比较一下这些各版本的毛泽东传？

　　胡为雄：国外比较有名气的还有1988年出的施拉姆的《毛泽东传》，但施拉姆写得理论性很强，他本人是一位大左派，某些程度上像个党委书记，他给青年学生演讲时说，你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所有的外国人写的毛泽东传里，特里尔的这本书是最好的，最有深度，也是最有思想性，文笔也好。

　　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更侧重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也是比较权威的一个读本，但是关注个人性格和心理研究方面的比较少。

　　这个新译本和旧版本(1988年)相比，更加准确。当时河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本出来后，因为抢时间，所以里面有很多错误。举个例子来说，“fires”这个英文词，有“开火射击”的意思，也有“放火”的意思，其中有一段说到了军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就开火扫射，但是翻译出来却成了“放火烧他们的身体”。

　　我当时在中国文化报上写一篇文章，《毛泽东传：一个糟糕的译本》指出了其中的好多问题。后来，河北人民出版社又来请我审译了一次，修订的版本在1990年出版。这一次全译本中有一些标题更接近于原作的精神，如“破碎的梦”改为“残梦”。“树大招风”变为引用原文的“峤峤者易折”。

　　国外毛学渐冷 国内热度不减

　　新世纪：国外的毛学研究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国内和国外在视角上有那些差异？

　　胡为雄：国外的毛泽东学已经冷下来，成为历史，再写传记已经过时了。研究毛泽东思想现在已成为极少数学者的事，当作一个政治现象来研究，国外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达到一个高潮，现在国外开始研究邓小平，江泽民。毛泽东研究，日本是在50年代开始，美国在60年代开始。日本是真把毛泽东当成一个神。《毛泽东全集》是日本人编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全集。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是捧，60年代则是贬，现在也趋于平淡。而国内热跟政治没有多大关系，从80年代以来，只要是毛泽东的书，一直好卖。

　　外国的毛泽东研究更偏重于个人的、心理的研究，国内则更注重于党史和思想的研究。外国传记有很多毛泽东个人生活的描述，以此来体现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和思想，但国内的可能对这方面略有欠缺。

　　新世纪：毛泽东热反映出的社会动因是什么？这一波的毛泽东热还会持续多久？

　　胡为雄：1994年毛泽东热最高峰的时候我就分析过毛泽东热的成因。毛泽东热大概可以概况为五种，一是对毛泽东生平及事业的探寻心理构成的“毛泽东热”。这种热范围最广，且来势迅猛。

　　二是对毛泽东人格的敬仰心理构成的“毛泽东热”。这种热范围也很广，它体现出人们真挚的感情并反映出某种情绪。毛泽东憎恨以权谋私，决不让子女亲属享受特权。他生活俭朴，不贪享受。这种崇高人格和廉洁清正的作风，在党风失清、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今天，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仰和追忆，也就不能不形成热潮。

　　三是对毛泽东的眷恋心理构成的“毛泽东热”。这种热主要表现在曾普享毛泽东浩荡恩德的高龄人层中。

　　四是对毛泽东的理论学说探讨或再认识的心理构成的“毛泽东热”。探讨热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理论学说不孰悉或知之不多的青年人身上。再认识热主要表现在理论界和政界人士。

　　五是把毛泽东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心理构成的“毛泽东热”。这种热可说是一种文化热。

　　毛泽东热是一种综合的社会心理的折射。它折射出人们自身的品质、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也表达了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对理想的追求和种种生活愿望。这种混沌的热，既充满感性又充满理性。在改革的阵痛中，人们去寻找毛泽东，表面上是对毛泽东本人的眷恋，实质上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更是对社会良好秩序特别是良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热切呼唤。

　　今天的“毛泽东热”已不是昔日的“毛泽东热”了，更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盲目的狂热。它主要以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形式出现，具有广泛的、多层次的群众基础。所以，“毛泽东热”不会昙花一现，而将持久不衰地继续下去。其作为一种文化的代表，一种人格力量，一种道义所在，一种智慧的象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占据应有的重要的历史地位。

　　特里尔：变化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传1980年首次以英文出版，从那时以来中国已经变化了，世界也变化了。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真的成功地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时代。近几十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态度强硬、魅力非凡的权力主义领导者，已不像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在列宁、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戴高乐、毛泽东及其他巨人的时代那样受到尊重。这种“反英雄”的状态或许可能持久，或许不能。

　　同时，新近可以利用的材料，认可对毛泽东做出新的评价，亦可为他的人生描绘出更为具体的画像。与第一个版本相比，你手中的这本书更为强调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就怀疑革命的成功，并渐渐转入主观性的世界观和循环历史观。况且，他的确相信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彻底复辟。

　　新近可以利用的毛泽东自“百花”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的讲话，证实我当初的论点，毛泽东自这一时期以后已发生极大的变化。我现在强调毛泽东在鉴别人事时，纷繁复杂的记录。他热心支持的许多上层人物——康生、林彪、王洪文之流——大多不是值得看重的好的人选，同时他恰恰没有支持许多值得推举的人物——彭德怀、陈毅、刘少奇等。

　　现在越发清楚的是，毛泽东在1960年早期不是真的“失去权力”，也不是通过“文化大革命”重新获得权力。他特意退却然后再跃至前台，或许是那一时代权力转移的重要举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作用比我在第一版中所认为的要更大些。毛泽东转向她，可以归结为他个人的醒悟和他为其革命面临死亡的威胁而斗争。

　　我最早关于毛泽东个人事务的描写比中国在80年代以前出版的任何一本书都要大胆些。诸如关于毛泽东的心理，和女人的关系，对信仰、对死亡、对他自己孤独的极度痛苦，以及其他方面的揭示。这些都是我在完成《毛泽东传》并开始研究他的妻子的时候进行的。

　　在1980年第一版的诸多述评中，我曾因过于关注毛泽东的个性和个人事务而遭受批评。然而，近十年以来，在中国和海外相当数量的严肃著作中，在中国国内和国外，毛泽东的私人生活细节占据了中心舞台。

　　一名外国作者有机会同那些曾同毛泽东交谈过的世界性人物对话。这本书引起包括美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及其他国家见过毛泽东的人们的回忆。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我撰写这部书的第一个英文版时，可资我利用的文献资料与近些年来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自80年代到90年代出版的作品颇丰，有董边等人主编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郝梦笔、段浩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等。

　　根据这些著作及诸多其他新材料所做出的新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成就是由毛泽东一手完成的这一理念上打开了缺口。在解放以后的时期，毛泽东做出的决定似乎愈益特别甚至无序，不像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例如，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并非所有的毛泽东的同事都同意他的决定，并且，中国在那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付出了大的代价。

　　一部传记必须超越文献去描述人物的特性。在我的书中，理解毛泽东的一个关键是，他是一位半知识分子。他热衷于历史，也热衷于行动；理想和意志对他至关重要。第二的理念是毛泽东的“猴气”和“虎气”。这一显著特征根基于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西游记》是毛泽东爱读的。毛泽东身上的“虎气”使其从A点直奔B点，其猴气则令他对到达B点的愿望充满疑虑。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间里，毛泽东自相矛盾、自我批判的嗜好，及“虎气”和“猴气”对其本性的交互作用使他难于一致。在另外的时期，他们特地被用做误导或借口。有时，他令康生或陈伯达去施展其谋略；接下来，他总是在他的来访者面前摊开双臂，宣称他不拥有任何权力。

　　时代变了，这并不否定毛泽东在其生涯为中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然而，时钟嘀哒运转，国家关系和社会的变化，时之所需，日新又新。毛泽东的声誉将没有最终的休寂之地。每一代人在审视他时都有自己的起点。有如参天大木之衰，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来临之际，它作为森林中的一部分，其景观已开始显现出新的色彩和形状。创立人民共和国的英雄是位复杂的人物，马克思主义仅是其诸多成分之一。毛泽东一生是中国政治的一面镜子。

　　文章来源于特里尔为《毛泽东传》第四次印刷所写的序言，本刊有删节，标题为本刊所加。

　　前卫艺术中的毛泽东

　　去除“神圣化”，毛泽东变成了摇滚明星一样的流行偶像，这种时尚气息蔓延至欧洲、南美等世界各地。

　　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西方视野是一本叫《生活》(Life)的画报，这本四开的彩色新闻画报是那个年代美国文化的标志之一。1937年1月25日，创办两个月的《生活》画报用罕见的数页篇幅刊登了一组题为《漂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图文并茂的报道，照片的拍摄者是美国记者斯诺。其中一幅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肖像成为西方视野中的毛泽东标志性的摄影作品，这幅作品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无数次出现在报纸、杂志、书籍等各类出版物中，而《生活》杂志刊登这幅照片时，旁边有这样一行字：“毛是他的名字，他的脑袋价值25万美元！”由此，毛泽东和他的金光闪闪的红五星开始在纽约、进而在整个美国闪耀，后来蔓延到欧洲、南美等世界各地。

　　30多年之后，一个叫安迪·沃霍(Andy Warhol)的美国人尝试着一门全新的艺术形式，他使用丝网印刷创作了一组名人肖像，从玛丽莲·梦露到伊丽莎白·泰勒、从艾尔维斯·普莱斯雷到毛泽东，这种被称为波普艺术(Pop Art)的形式让毛泽东的肖像借由丝网印刷走进了前卫艺术的领域。在安迪·沃霍的创作中，毛泽东肖像是时代文化的重要因素，作为消费社会的热情赞美者，他之所以把毛泽东与当年西方盛极一时的风云人物放在一起作为波普艺术的一部分，和他对当代文化的理解不无关系。

　　安迪·沃霍将毛泽东变成了摇滚明星一样的流行偶像，并将其制成商品大量制造贩卖。在“偶像化”的同时也颇有去“神圣化”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和他的远方战友切·格瓦拉殊途同归，成为西方前卫艺术的表现内容。之后，变成商品，汇入了时尚潮流。毛泽东的肖像被丝网印刷为波普艺术作品，切则走上了雪茄烟盒，他们头上戴的八角帽或者贝蕾帽都是佐证这种潮流的参照。

　　安迪·沃霍之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设计师开始把毛泽东当作重要的表现元素，成为持续不断的艺术、时尚潮流。1995年，美国华裔时装设计师谭燕玉因为将毛泽东肖像融入时装设计而声名鹊起，被美国《人物》(People)杂志选为全球50名最美丽人物之一，其作品被安迪·沃霍博物馆(Andy Warhol Museum)、纽约时尚科技学院(FIT)永久收藏。这样的设计概念源于一次偶然，谭燕玉到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看到有毛泽东肖像的图案，突发奇想，产生了把毛泽东肖像融入时装设计的想法。之后的半年，谭燕玉与朋友合作，让有毛泽东肖像的图案走进了流行时尚的视野。其颜色与形状有流行感，做成布料，不同面貌的毛泽东形成了时装毛泽东系列。毛泽东系列让谭燕玉从时尚界转而踏入艺术界，连麦当娜这样的国际巨星都穿过她设计的衣服。

　　当然，我们也许得从那本1937年的《生活》画报寻找这种时尚潮流的源头。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在美国、欧洲，毛泽东的肖像出现在报刊头版上、出现在街头的示威游行队伍中。从哲学家萨特到作家让·热内，连后现代哲学家福柯以及即将在上海举行演唱会的“滚石乐队”的摇滚乐手都曾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英国的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的约翰·列农也在歌词里提到过毛泽东，殊不知，当年，横跨欧美的嬉皮浪潮中，毛泽东曾是他们的精神图腾，这与同时代的中国倒是相映成趣。以当年的MC5乐队为例，主唱约翰·辛莱克(John Sinclair)是当时美国 “白豹党”的成员，他曾断章取义地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的文字，断然宣告：“在地球之上，我们必须为人们创造出一个乐园。在那儿人人都平等而快乐，我们不达到这个目标就绝不罢休。”然而，MC5的摇滚乐队只是昙花一现。他们只有一张专辑进入排行榜，与他们用摇滚乐在全世界鼓动革命的初衷相去甚远，之后，MC5就变成了具有早期朴素重金属气质的乐队。当然，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后期盛行的朋克文化中，毛泽东则成为朋克青年的偶像，欧美朋克乐队常在演出时悬挂中国国旗和毛泽东肖像，以表明自己的革命性，反资本主义性。直到1999年9月最后一周的美国《新闻周刊》，该刊制作“中国50年庆典”封面故事，中国的女子朋克乐队“挂在盒子上”主唱王悦与毛泽东、克林顿同时出现在杂志封面上。

　　有意思的是，西方前卫艺术的毛泽东热潮甚至辗转影响了一些海峡对岸的台湾青年，台湾音乐人张洪量就是其中一位。张洪量在年少时偷偷收听大陆对台广播，听到了许多关于毛主席及其他民族交响乐。在后来回忆那段岁月时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对毛泽东的感觉总是伴着黄河的音符字句，在音乐合唱的潜移默化中，对他的感觉悄然发生变化，渐渐地感觉到他对民族自信及打倒帝国主义的精神。”张洪量坦言少年时代那段接触毛泽东的时光，培养了他日后独立客观地对待历史及事物的能力。张洪量在美国留学多年，学的是电影导演，他第一个想拍的人物传奇就是毛主席，他说他希望“让更多的黄种人及被压迫的民族有机会从毛主席那里得到往前迈进的动力。”

　　1991年张洪量发表了一张实验色彩的专辑《有种》，其中以这样的歌词明志：“我们的事情/不管大小事/事事都关心/喜怒哀乐早已经注定在我们身上/什么血统就会孕育什么情感/什么感叹/终究我们都是一个样儿/我的家乡在/台北/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拉萨/青岛/长春/重庆/吉林/高雄/伊犁/西安/桂林/我们的家缚在山顶洞。”

　　(来源： 新世纪周刊 /作者：张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