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发掘----

　　文物界的“三峡工程”之争

　　核心提示:

　　乾陵，中国历代帝陵中最特殊的一个，是唯一埋葬着不同国号的两个皇帝——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陵墓。

　　今年6月下旬，一次探讨武则天的功过和历史评价的学术座谈会上，有学者谈到了“主动发掘乾陵”，之后被媒体片面放大，再次引发了一波是否发掘乾陵的争议。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袁婷

　　一次学术研讨会引发的争论

　　从6月底开始，白如冰办公桌上的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

　　打电话的多是媒体记者，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乾陵地宫是不是准备发掘？

　　白如冰在陕西省乾陵博物馆负责宣传工作，两个月的时间，不停地接受采访，一遍遍地回答同一个问题，令他颇有些无奈。

　　最开始，他感到迷惑：争论了几十年、几近平静的话题怎么突然间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上网一查，他恍然大悟，这次争论竟起因于两个月前他自己也参加的那场研讨会。

　　6月25日，在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乾陵博物馆和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在西安唐城宾馆召开了“纪念武则天入葬乾陵1300周年学术座谈会”。研讨会的主题是探讨武则天的功过和历史评价，最终目的是宣传乾陵。

　　会上，乾陵研究专家石兴邦先生再次提出“主动发掘乾陵地宫”的观点，与会学者叙述了各自的看法，支持方和反对方的理由基本还是老生常谈。会上双方的争论并不激烈，研讨会进行了一天，这个话题谈论的时间占不到会议的四分之一。

　　然而在媒体随后的报道中，白如冰发现，这个问题显然过度被渲染了。有的媒体甚至报道说此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是否发掘乾陵地宫”，网络上的关注更铺天盖地般袭来。为了澄清事实，白如冰和博物馆的樊馆长、梁馆长开始频繁应付媒体的垂询。让他们哭笑不得的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不是为所谓“发掘”所扰，就是被接待访问打乱。

　　白如冰1999年到乾陵博物馆工作，在他的记忆中，7年里真正提到发掘计划的一次是2000年。当时，陕西省政府向中央有关部门呈报了一份报告，认为“抢救性发掘是保护乾陵文物的最有效手段”，主要原因是乾陵的山体属喀斯特地形，地表流水容易渗入，引起墓室内环境恶化，如遇地震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有学者提出，我国发掘乾陵的技术已经没有问题。但专家们经过考察和论证，逐条反驳了报告，发掘计划就此搁浅。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乾陵提出发掘地宫计划有三次。除了2000年那次，40多年前陕西省文化部门就曾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在计划书上写道：“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1973年，郭沫若再次提议挖掘乾陵，周恩来表示：“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郭沫若当时还写下了“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的诗句。

　　直到2005年，某杂志制作专题再度提到这个话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做出正式回应:从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文化遗产负责的态度出发，在保护技术不成熟、保护能力不够的情况下，不会对乾陵、秦始皇陵等进行主动发掘。完整地把它们“留给子孙后代”，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最近一次政府部门的公开表态。

　　凭多年在文物部门工作的经验，白如冰深知，像乾陵这样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旦真有发掘计划，将立项论证、多方研讨、层层审核，但现在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指示，所以这次“发掘地宫”之说，可谓捕风捉影。

　　盗掘不了的乾陵地宫

　　“若打开，乾陵将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观赏性的博物馆。”这是一位乾陵研究专家的感叹，这个极具诱惑性的推测，让很多非学术界的人士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支持者的队伍。乾陵究竟多神秘？除了推测的宝物，历史上无人能砸开那扇通向乾陵地宫的门。当地人这样说：“姑婆陵（指乾陵）是盗不了的陵。”

　　在中国历代帝陵中，乾陵是最特殊的一个。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８５公里的乾县梁山上，是唯一埋葬着不同国号的两个皇帝——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陵墓。同时，也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帝王陵墓。

　　据传，五代时的耀州刺史温韬是个掘墓大盗，他一股脑儿地掘开了包括唐太宗昭陵在内的好几个陵。他派了几万人上山挖乾陵，不料刚一上梁山就风雨大作，人和马都被冲下来。下了山却见天气放晴，如此反复三四回。温韬便从此绝了盗乾陵的念头。

　　民国初年，国民党将领孙连仲与温韬遭遇相似。传说他亲率一团人马在梁山上安营扎寨，想炸开墓道口。但当炸药刚一点好，轰的一声，站在旁边的７个山西籍兵首先毙命。孙连仲吓得赶紧退下山来。不甘心的他晚上再上山看，原来炸药炸开的地方已经被碎石填平，不见踪迹。之后，孙连仲也就此罢手。

　　古往今来，多少歹人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找不到的乾陵地宫墓道口，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被几个农民意外发现。

　　1958年11月27日，因修西兰公路需要大量石料，乾县附近一位贺姓农民去梁山炸山取石。他像平常一样点了炮，轰的一声过后，半空里飞出几根石条来。原来这炮正好点在乾陵墓道金刚墙外三米处。后来赶到的考古队员发现，石条不仅编着号码，而且完好如初。

　　墓道口找到后，金刚墙已经露出来，如果砸开金刚墙，乾陵地宫可能早与世人见面。当时省文物局的一位同志在忐忑中决定封住金刚墙，不让人闯进地宫。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挽救了乾陵。乾陵地宫神秘的面纱也至今未被揭开。

　　乾陵究竟埋藏了什么宝藏，是最大的谜。据史书记载，封建社会国家税收三分之一会被皇帝用来修建陵墓。因此乾陵中自少不了金银、珊瑚、玛瑙、琉璃和石制品等精美陪葬品。一位考古学家曾根据倒出来碎石量推算，乾陵地宫内的空间已经在2700－5500立方米左右。按照这个规模，假使空间的1／4存放陪葬品，那么葬品也有700吨！

　　郭沫若先生在给周总理的报告上曾说：“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打开乾陵，说不定武则天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可重见天日！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等人的手迹都能见到！石破天惊，一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在所有的陪葬品中，最为人们关心的便是《兰亭序》真迹。李世民极爱《兰亭序》，去世前他再三叮嘱李治，要将《兰亭序》与他共葬。但掘墓大盗温韬在他列出的盗掘太宗昭陵宝物清单上并没有写《兰亭序》，这让世人仍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兰亭序》真迹可能随同样对其爱不释手的李治和武则天一起埋进了乾陵。

　　或许，乾陵的神秘处还远远不止这些。

　　移民是乾陵最头疼的问题

　　白如冰几年来一直在研究乾陵文化，他的愿望是让乾陵产生敦煌莫高窟那样的“敦煌学”研究。为了更好地宣传乾陵，他和博物馆领导着手准备一系列活动，拍电视剧、搞唐代服饰表演，但他们压根没想过“发掘地宫”这个噱头。

　　白如冰问过乾陵博物馆的同事，愿不愿意地宫被打开。“从自身利益上，我们愿意。乾陵的知名度提高了，我们的收入增加了，是好事。但从一个文物工作者的良知出发，我们自己也反对。因为发掘容易，保护太难了。”白如冰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

　　乾陵博物馆副馆长梁桂林翻看起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不久前的修缮资料。他说：“因为乾陵地宫尚未开掘，所以维护陪葬墓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工作。乾陵区域内有17个陪葬墓，目前开发了3座，永泰公主墓是最特殊的一座。这个陪葬墓是距乾陵最近的女性墓葬，是唐朝290年历史中唯一一座称陵的公主墓。这个墓葬可以说是建国之后发掘最早、规模最大、葬级最高的唐代墓葬。墓穴甬道内有大量绝美的壁画，但开掘后空气腐蚀，壁画颜色出现褪色，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前一段时间我们投资几十万元，请专家在壁画表面涂上保护层。”

　　梁桂林并不支持贸然发掘地宫。他说，17座陪葬墓中有3座已经发掘，那14座除了几座发掘意义不大的墓地外，其他的没有精力发掘。对于已发掘的3座陪葬墓的保护工作，他们已感到并不简单。永泰公主墓的文物价值很高，如果这座陪葬墓壁画褪色的恼人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乾陵地宫发掘后，同类问题如何处置？

　　但壁画褪色竟还不是最让乾陵博物馆头疼的问题。梁桂林说：“乾陵整个陵域超过2.5平方公里，除乾陵主墓外，另有17座陪葬墓。直到今天，还有五六个村，成百上千的村民生活在这个陵域里。他们一部分是守陵人的后代，一部分是从窑洞搬迁到这里的村民。他们在这里世代居住意味着什么？先不说他们中有的人炸山取石或破坏石刻，仅仅是这么多人在乾陵起居生活，也是对乾陵历史风貌的严重破坏。”

　　移民是乾陵最头疼的问题。据说类似的问题也在秦始皇陵保护中出现过，但有关部门专项拨款解决了问题。梁桂林犯难的是，乾陵地区的移民要通过国家征地形式，征地要给农民补偿款，这笔钱不是小数目，博物馆肯定拿不出来。更何况，移民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上千村民的安置需要一个大的规划。现在他们正在拟定乾陵规划，对陵区进行全面的地上遗址调查，提出解决移民问题的办法。梁桂林认为：“和发掘地宫比起来，移民和保护乾陵整体风貌，更紧迫也更现实。”

　　文物界的“三峡工程”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唐帝王陵研究室主任石兴邦先生是最坚决、影响最大的发掘支持者。石兴邦担心埋在乾陵地下的字画、丝绸等古物受地质气候等因素的影响都有逐渐毁坏的可能。与之相应的是，他认为，考古界在40年来的陵墓发掘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提出可以在发掘原地搞一个标本室，创造一个跟地下完全一样的环境，将文物安全取出不受损害。

　　反对者的观点是，世界考古界普遍认为，在科学技术条件还有局限的情况下，不发掘要比发掘好，因为相对而言，地下1000多年的微环境还是稳定的。

　　在我国，这样的例子更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所长说，历次的考古发掘中，近50%的考古信息会丢失，特别是体现在对丝绸、书画等文物的保护上，常常是陵墓一打开，那些鲜艳异常的丝绸就在瞬间被氧化变成灰烬。秦始皇兵马俑挖出来，本来的釉彩都消失了。

　　石兴邦先生是乾陵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学术地位令他坚决地支持发掘论显得更坚不可摧。和郭沫若先生一样，石先生对于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地宫，怀着莫大的期待。石先生将毕生的精力奉献在研究乾陵上，他曾说亲自证实他的推测，是他的夙愿。

　　无论是出于学者的学术感情，还是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如果乾陵发掘之辩只局限在学术范围内，怎么会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呢？

　　乾陵博物馆樊英峰馆长说，是否发掘乾陵，乾陵博物馆甚至单纯陕西省文物局都没有资格提议。历史上几度提出发掘计划，都是由陕西省政府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陕西省文物局官员说，发掘乾陵计划绝对不是省文物部门能决定的事情，这更是一种政府行为。

　　2000年4月，陕西省政府向中央有关部门呈报了一份报告，认为“抢救性发掘是保护乾陵文物的最有效手段”。此后每隔几年，就有人提到开掘乾陵的话题。石兴邦先生也说，提议的人多数是国家和地方的领导，学术圈内的人不多。

　　陕西省文物多，因此也成为旅游大省，旅游金牌项目就是文化旅游。这个道理连兵马俑附近的居民都谙熟于心，据说当地百姓住宅的对联上都写着：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秦始皇。

　　据资料显示，仅仅2002年兵马俑就有230万人次的国内、外游客，人均购物消费约80元左右，一年产生近1.8亿元的巨大市场。在这样的“利好”情势下，加大对乾陵宣传并不难理解。

　　当然历史上乾陵几度发掘提议最后都未被国务院采纳。与提议发掘相比，决定发掘将是一个更重要、影响更深远的政府行为。用乾陵博物馆副馆长梁桂林的话说，发掘乾陵被说成是文物界的“三峡工程”。

　　文物保护背后的旅游开发

　　近期，白如冰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整理申报五星级旅游景点的材料。乾陵在国家文物系统内被评定为最高级别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但乾陵同时也是一个旅游景观，此前享有国家旅游局颁发的4A旅游区资质。

　　白如冰说，明年起国家旅游局将统一使用星级认定，因此他们目前的一项工作是将乾陵申报为五星级旅游景点。作为一位文物工作者，他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旅游宣传。

　　文物工作者白如冰对旅游宣传并不反感，他知道，博物馆的维护费用几乎都来自门票收入。梁桂林说，乾陵尽管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国家拨专款支持文物保护，但钱不是每年拨，而且拨款项目要申请报批。文物日常维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就要靠博物馆自筹资金。如果旅游收入上不去，别说动辄几十万元的维护费，就连职工的薪金福利也搞不好。

　　为了更成功地搞旅游，乾陵博物馆和省内部分文物单位一样，实行两套管理体系。梁桂林笑称，我们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一边是文物系统的管理，是国家级文保单位，一边是旅游公司的管理，门票收入等进行商业运作。

　　乾陵博物馆的联票（优惠价）是70元，包括参观主陵区和3个已开发的陪葬墓，单独参观主陵区的门票在30-40元。秦兵马俑对外开放的四个坑联票价格旺季是90元。华清池的门票旺季是70元。梁桂林认为乾陵的价格在全国各国家级文保景点中，属于中等水平。

　　如果打开地宫，乾陵在文物保护体系中的地位变化远远不及它在旅游市场中的地位变化快。乾陵目前已是我国最高级别的文保单位。陕西省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即使要申请进入世界遗产保护目录，也不会因是否打开地宫而有区别，最好的例子就是秦陵地宫。但地宫一旦被打开，乾陵的商业价值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飙升。梁桂林不讳言，如果单纯从商业角度上说，打开地宫，绝对是刺激旅游市场的一把杀手锏，先不说地宫中那些被猜测的宝藏，就是地宫结构本身，也极具旅游开发价值。

　　如果地宫被打开，乾陵的门票会涨到多少？梁桂林不敢预测，他说弄不好翻一番也是可能的。但是，梁桂林不是商人，他更愿意说自己是文物工作者，他的这一重身份使他最终表态，目前发掘地宫，条件还不成熟。

　　陕西省文物局的官员说过，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有时候就是矛盾统一。梁桂林说，乾陵地宫的发掘之争不是针尖对麦芒，也是矛盾统一。

　　支持发掘的人并不是说明天就要破土动工，而是提倡现在立项，让国家成立专门的课题组进行讨论，给予充分重视。反对发掘的人，也不是说永远不发掘，而是主张等到条件成熟时。一句话，发掘条件是否成熟是关键问题。但梁桂林这一思路在逻辑上，还是停留在学术争论层面。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