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课堂卖教材

　　声称内容与考试有关 推销一本获利 8%

　　开学伊始，大学生们首先要购买教材。为了省钱，很多学生想买师兄师姐用过的旧书，但没想到不少课的主讲老师第一节课就向学生推荐自己编的新课本。

　　现象调查

　　大学课堂老师卖书

　　●声称教材和考试相关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法律基础》，我希望你们参考的是北大出版社所出的，由我来编写的那本书。这和上届学生所用的书不一样。如果你在书店里不好买，我现在统计一下要的人数，下次课我从出版社给你们带几本。”昨天，在某高校《法律基础》公共课的教室里，主讲老师向学生们推荐教材。

　　北京工商大学大三学生小唐告诉记者，每到开学的时候，很多课的任课老师总是向学生推荐自己编写的教材。“老师们会委婉地说，这本书的内容和考试比较相关，或者说我讲课思路主要按这本书来走。有的老师会给出书名和出版社让我们自己购买，有的老师会让课代表统计人数下次课把书带来。老师当然不是强迫我们，但老师推荐之后，班上大部分学生都会买。”

　　●学生无奈买多套教材

　　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物理系的学生说，并不反对买新教材。“但是很多课老师推荐的教材并不是最好的，比如《普通物理》这门课，大家都知道北大的那本书是最好的，但如果授课老师推荐他自己编写的书，我们不得不买。有的时候为了很好地学习只好再买一本公认的经典教材。这无形中加重了我们的负担。”

　　还有的同学认为大学课本利用率不高，如果买新书很“浪费”。一位学生说，“大学4年来，我用过的课本都扔了。算下来大约2000块钱了。有的课本基本上都没看，就是考试的时候翻一翻，就把书扔一边了。真是浪费呀。”

　　●贫困生希望买旧课本

　　另外一位中国林业大学的学生李萌说，大学买教材花费可真是不少。如果按照一本书30元来算，一学期起码有8门课，一年书费就得要500元钱。特别对于贫困生来说，负担很重。“我们很想借师哥师姐的旧书，但同一门课换了老师就换了教材，不买新的心里又不踏实，我们也觉得不知所措。”

　　记者在一些高校BBS上看到，开学这两天，买卖旧课本的帖子还真不少。李萌说，“我也曾经为省钱买了旧书，但后来还是又买了一本新书。因为老师说换了教材我不敢不买，怕考试复习不方便。后来这个课上完我才知道，其实新书和原来的课本差别不大。”

　　内幕揭秘

　　老师卖书背后三种隐情

　　●为评职称自费出教材

　　据某知名高校一位教授透露，一些高校老师为了评职称时能有出版的专著，无奈只得到出版社自费出书。这些书由于水平有限，出版社并不拿到书店去卖，而是把首次印刷的几千本直接给作者。“老师一般为了出版书花费了几万元，因此只能把这些书转销出去才能捞回成本。所以，有些老师只好在课堂上大力推荐自编的教材。”

　　●推销一本书获利8%

　　据某出版社资深编辑介绍，目前出版社与作者的结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一次性付稿费，另一种是按照卖出数量付给版税。书卖得越多，老师获利就越多。目前通常的版税是8%，比如一本书定价30元钱，卖出一本书作者就能获得2.4元。卖得越多收入就越多。这样的话，作者就会努力推销这本书。

　　●折扣购买全价转卖

　　另外一种情况是作者以大客户的方式购书。某出版社编辑告诉记者，一般出版社所出的书，可以以一个折扣价批发给作者。比如作者直接以7折的价钱买走500本。之后作者如何处理这批书，比如送人或者再卖，就与出版社没有关系了。有的作者就会用折扣价买走一批书，然后通过某种渠道全价销售。用这种方式卖书的老师，就会让学生直接把钱交给自己。

　　观点交锋

　　校方：老师有自由推荐教材

　　“我们认为大部分老师都是好的，是向学生推荐对学习课程有所帮助的教材。高校老师有充分的教学自主权，我们不好干涉。”某高校教务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某校一位向学生推荐教材的老师说，向学生推荐教材并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讲课是以这本书为脉络的，学生用这个教材比较方便。”

　　一位系负责人私下向记者透露，“学校要支持鼓励教师开展科研，进行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本校教师编写出版的教材，如果不能发给本校学生，编写的教师意见激烈，我们不好拒绝；各系为支持教师编写出版教材，一订就是上千册，多的高达3000册，少则三届学生可发完，多则八年十年用不了，数年下来，教材库积压这类教材金额已达数十万元，如果不将其逐年发出去，亏损的款项怎么办？”

　　专家：没必要编写太多教材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大学教师在课堂上推销自编的教材，这种现象确实比较普遍，这主要是经济利益在驱动。“这种现象学校很难办。因为教材的质量并不是实物，没有硬性的标准，并不能简单评定的。学生在接触一门新课的时候，往往对新课不了解，所以并不知道什么教材好，什么教材不好。让学生在开课的时候理性分析老师的推荐是很难操作的。”

　　陶东风说，其实教材并不是科研著作，是基本知识的承载。它要传达的内容往往是有定论的，并不是探索性的。知识的更新换代并没有那么快，因此，没有必要搞太多的教材。

　　“教材的使用，必须要和教师的利益分开。对于学生所选用的教材，老师首先应该本着对学生负责的精神。”陶东风说，他建议学校在学期末给每位任课老师评估的时候，同时也对选用教材进行评价，建议把评价结果公布。这样的话系里就能掌握一些基本情况，下一届的学生也能有所参考。晨报记者 代小琳

　　头条链接

　　政协提案呼吁

　　规范大学教材发行

　　今年，全国政协会上，有一则“规范大学教材图书发行市场”的提案。提案中谈到，当前，高校教材图书发行中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非但没有被谴责和禁止，竟越来越被默认为高校教材购销当中的“行规”，可以在教材招标会上公然作为条件公开讨价还价，不能不令人堪忧。

　　在教材图书发行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一方面，某些出版社或出版社下属的图书经销商或教材代理商经常会采取给相关责任人“好处费”（1%至5%）的方法进行“公关”，以确保拿到订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校负责订购教材（或图书）的教务处、教材科、图书馆负责人、院系负责人或经办人则公开向出版社或经销商提出降低折扣，按图书标价数量开发票、按折扣价结款、差额部分“返还”等要求，否则不给订单，并声称，各大学订购教材、图书收取回扣（10%至30%）是“行业惯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学校的“创业分流、减员增效”明确规定，教材科或使用教材的院系都实行津贴自理，意味着创收来源只能是回扣款。主管此项工作的领导和计财处、教务处对此心知肚明，但并不禁止。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做法，显然最终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同时，出版社向用书的教学基层单位按订货总价格（发行码洋）和“行规”比例（5%至10%）进行现金返款。这种现象在大学基础英语教材、计算机基础教材购销中尤显突出，部分用书单位甚至把返款多少作为选购教材的基本条件之一。为了获得教材“平等竞争”的机会，各出版社无奈不得不为之。显然，这不仅对出版社的正常经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社会、对读者、对用书单位或对当事人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