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立鹏:预防自杀

　　[总导视]

　　他们为何自杀?

　　李先生:活着就是受苦,或者就是受罪.

　　如何让他们摆脱自杀的阴影？

　　费立鹏:你应该自己放松，让大哭，给他机会可以哭出来

　　身为加拿大人，他为何倾力于中国的自杀研究，

　　费立鹏:我想发挥作用.

　　9月10日世界预防自杀日,《面对面》专访世界预防自杀协会中国代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

　　[精彩对白]

　　王志：有要自杀的人会给你打电话吗？ 嘉宾：有一个人他站在窗口准备跳,就用手机给我们打电话.

　　王志：你长的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信任你吗？ 嘉宾:我发现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天才的能力，

　　王志：张国荣自杀了,你关注过吗? 嘉宾：他自杀的方式，经常会影响模仿自杀。

　　王志：那你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嘉宾：应该和艾滋病一样,有一个国家计划.

　　[人物介绍]

　　费立鹏，1952年出生于加拿大，医学博士，现任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国际预防自杀协会中国代表，1985年开始旅居中国，2002年带领成立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并担任执行主任职务。

　　[解说]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而根据我国卫生部的统计，在我国，每年大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身亡。

　　2006年9月10日是第四届“世界预防自杀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来自加拿大的费立鹏格外引人注目，除了担任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之外，他还身兼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国际预防自杀协会中国代表等诸多头衔，凭着对中国自杀研究与干预工作的成果，他已经成为中国自杀研究领域的权威和领军人物。人们甚至把他称为当代的白求恩。

　　王志：有人在提到费力鹏的时候，会想到你的一位同胞，叫白求恩。 嘉宾：不会有毛泽东写有关我的一个文章，那就没法比，这是一方面。第二他是外科大夫，外科大夫和精神科大夫是绝对不同的大夫。

　　王志：名字为什么一定要取一个中文的名字呢？ 嘉宾：你说是费力鹏，我的名字。我来的时候是1976年，当时这个学校给我定的是费迈克，我一看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名字，我不太希望这样，所以我就请我的一个好同学，国内一个同学，给我定一个名字，讲来讲去就定了这个，我认为也比较可以。所以我请一个朋友定一个更适合我的，别人看起来不一定是个外籍人的名字。 [解说]

　　费立鹏领导下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是我国第一家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干预中心自2002年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正式挂牌成立以来，运行了将近四年时间，期间他们利用门诊、热线、网络等成功挽救了数百名自杀者的生命。

　　王志：为什么叫“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呢？ 嘉宾：国外都是直接说自杀，国内的自杀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敏感。本来我们想我们中心的名字就是自杀，预防自杀的中心，但没有被批下来，所以应该是心理危机才能批下来。

　　王志：你们中心的运转现在是正常的吗？ 嘉宾：经费每年得找，也是从那找，从这找，所以也有的时候难，有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解说]

　　在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我们见到了这位中年男子，我们暂且用化名文彬来称呼他。文彬曾经离家出走了八年，一次次徘徊在自杀的边缘，后来在干预中心的帮助下，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文彬告诉我们，他所经历的一切与母亲的自杀有关，那是在1993年5月份的一天，他亲眼目睹了母亲上吊自杀的一幕。

　　文彬：当时我母亲脖子上的绳，我当时还在上班，中午回去的时候我解开的绳，所以说那个冲击力，从广告方面来说，那个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你想自己亲生母亲，那个绳在她脖子上，自己给她解下来。

　　[解说]

　　那一年，文彬刚刚结婚不久，他操办了母亲的丧事，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可是，在文彬的心里，却逐渐变得抑郁起来。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文彬：就感觉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像我母亲这么一个热爱劳动，心地善良，那么一个人。实际上我非常敬佩我母亲，最后她走上这条道路，对我心理方面的打击是太大了，那个时候也想走我母亲那条路。就发展到了那种程度了。在成都出差，住在高楼，就有过这个念头，在南京大桥也有过这种念头。

　　[解说]

　　在母亲自杀一年后，文彬撇开了他的妻子和老父亲，离家出走。然而环境改变并没有冲散他心中的阴霾，自杀的念头时时环绕着他。

　　[同期]

　　文彬:后来一个人到新疆，最苦闷的时候就是过八百里戈壁滩，就是荒芜人烟那种。每年有那些民工过戈壁滩的时候，都有人从火车上跳下去。那是一种很应急的心理反应。

　　[解说]

　　令人欣慰的是，文彬最终还是坚持走了下去，他一直都在和自己抗争，在2002年12月份，得知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的消息，文彬上门寻求帮助。

　　费立鹏:第他家属有这样的行为，他自己有抑郁的状态，实际上本来是一个高危人员。在这个情况你得了解抑郁症，关键的目标是治好这个抑郁症

　　[解说]

　　在干预中心医生的帮助下，文彬的心情逐渐平静，这个时候，在他心里回家的愿望变得分外强烈。然而当他准备回家的时候，却听说和他最亲近的姐姐喝农药自杀了。

　　[同期]01：08：06：09 文彬：当时我也是很痛苦的，过了第二天，她就说你没事吧，情绪不太好，昨天晚上又哭了吧。我说这是肯定的。实际上我都能理解，因为一个可能是我的原因；另外一个她性格方面跟我母亲也有些相似；第三吧，经济方面，因为我们厂子倒闭了；还有一个就是她婚姻出现问题，有第三者，没人给她拿主意，受了很多委屈，受了很多气，最后也丢下她的闺女，走了这条路。

　　费立鹏:自杀的危险因素就是家人和周围人的有自杀行为。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想自杀，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周围的人用这个方法，你也很容易想到这个方法。

　　[解说] 干预中心的医生陪伴文彬渡过了再次失去亲人的难关。后来，文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现在，文彬在北京郊区做一些小生意，他深知家族自杀的伤害，特意把姐姐的女儿带到了北京，带着她定期到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进行心理咨询。

　　导视1：

　　他为何与自杀结下了不解之缘？

　　费立鹏:我发现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天才的能力.

　　他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费立鹏:我想发挥作用.

　　《面对面》王志专访预防自杀专家费立鹏正在进行中

　　[解说]

　　费立鹏1949年出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加拿大医学院学习心理卫生专业，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在他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他开始接触到一些自杀的案例。

　　王志: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自杀问题的

　　费立鹏:最早是我读医学的时候,当时我在这个医院的急诊室工作.在那儿经常有西方的自杀未遂者到急诊室抢救,我也偏向跟这些人谈话.我发现我很想了解他们的思路,他们怎么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到这个地步.给他们机会说这些话,对他们也有好处.其他的大夫,其他人在急诊室不太愿意干这些事情.

　　上个世纪70年代费立鹏到中国留学两年,也是在那个时候费立鹏下定决心在中国工作.

　　王志:为什么会选择在中国工作呢?

　　费立鹏:我可以看出来，有好多地方，我可以做独特的一个贡献，本来我对心理学也比较感兴趣，我看心理学不能说是空白，可是还有很大发展的空间。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在这也许我能做点贡献。 王志：在西方来说，像您这种医生，待遇是很好的一个职业？ 嘉宾：对，可是我不追求这样的目标，而且说实话，本来我是从一个不是特别穷，可是相对来说比较穷的一个家庭来，所以大夫有两辆汽车，有个大房子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王志：你想要什么？

　　费立鹏:我想发挥作用,我想看到我发费的努力对别人有好处.

　　[解说]

　　1985年，已经在国外取得医学博士，流行病学硕士，人类学硕士等多个学位的费立鹏，如愿以偿来到中国，刚开始在湖北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精神科医生的工作。

　　费立鹏:我们当时精神科在医学界是地位最低的一个专业，因为精神科的好多大夫不愿意做这个行业，如果他分配做精神科，他尽量的想办法离开这个行业，因为它太丢面子。当时我们的如果有人是做精神科的，他不敢跟人说，跟人说的话他找不到对象。一知道你跟精神病人工作，就意味你也会像精神病，我不会让你跟我的姑娘结婚的。 王志：您没有这些顾虑吗？ 嘉宾：没有这个顾虑？你有这个顾虑吗？不应该有这个，这是个完全错误的事。可是那时候歧视精神病。

　　王志：但是你长的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信任你吗？ 费立鹏:我发现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天才的能力，我就可以很容易跟人谈心里话，也让他放松，也让他感到这是能给我帮助的人。

　　[解说]

　　在费立鹏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一些精神病人的自杀深深触动了他，他决定转向对自杀问题的研究，然而当时自杀研究在中国还是个禁区。 1994年费立鹏受聘于北京市回龙观医院，担任这家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职务，这个时候，中国的自杀研究开始起步，在这里，费立鹏开始了对自杀的研究工作。

　　王志：作为一个医学博士来说，你可以关心的医学方面的问题很多，为什么就选择了自杀呢？ 嘉宾： 一是大问题，第二是空白，第三是本来我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第四我学精神科我学流行病学，学人类学，有非常适合的学科来做这个自杀的那么复杂问题的研究。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本来早期的自杀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没法研究的，但就从1990年初的时候，卫生部把死亡数据给世界卫生组织是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发表这个资料。所以突然的对所有死因的资料，卫生部把这个给世界卫生组织，突然就看见自杀的这个状况，本来什么数据都没有，根本找不到什么数据。从1990年以来这个数据是逐步的开始公开的，所以这个门一开的话，对我来讲是非常适应.

　　王志：容易吗？ 嘉宾：不容易，当然不容易，因为尽管现在稍微放松，可是还是一到地方的话，还是敏感的地方，感到太敏感。你在农村要做调查，得花非常大的心血来做这个工作。

　　王志：现在有多少人跟你一起工作？ 嘉宾：我中心大概有20多人。 王志：这个就是热线？ 嘉宾：这个就是热线，也24小时值班。 王志：有多少人值班呢？ 嘉宾：一般有两个人接听。 王志：同时可以接听多少个电话？有多少线？ 嘉宾：我们有12个线，就是能接听的有四个在这样，如果全部接通有四个.

　　[解说]

　　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后，开通了国内第一条免费的自杀干预热线：热线由专职接线员对心理危机者进行帮助。 王志：有要自杀的人给你打电话吗？ 嘉宾：对，在我们接听的一些人的热线电话的当中，大概六分之一是当时有高的自杀的危险，三分之一有严重的抑郁。

　　王志：电话打进来以后能从你们热线得到什么呢？ 嘉宾：不同的人的需要是不同，有的是只要人倾听，他说他的痛苦，因为倾听本身是给一个人很大的帮助。有的是当时很危险，所以得看你能不能减轻这个危险。如果他现在面前有药，你看你跟他首先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在电话，让他扔要这个药，让他跟家属联系，我们可以另外给他帮忙。

　　王志：这种成功率能有多少？ 嘉宾：不好说这个成功率，我们有成功，可是这个率很难说。因为利用热线电话，我们跟他谈之后，他是否第二天自杀，我们不好肯定，我们不知道。那么多电话我们不知道。所以成功率我们不好说，但有成功的案例， 王志：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

　　嘉宾：有一个人他在窗口准备跳，他用手机给我们打电话，说准备跳，所以我们接线员，真的是很好。让他谈。 王志：谈什么？ 嘉宾：就谈你现在感觉真的不好吗？是什么问题呢？就让他谈，然后他开始说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你站在这个窗口那，很冷吗？他说很冷。你就下来坐低一点，我们继续谈好吗？就下来坐下来继续谈。这也是很成功的。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两名热线接线员正在值班，接线员孟梅接听到了一个女孩打来的电话。

　　孟梅:她说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因为她失恋了，她男朋友不要她了，就觉得真的就是说，她说她男朋友是她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男朋友就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她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声音很弱，然后我听着有一些怀疑，我就问她，那你说你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你有没有这种自杀的念头。她说我有，我确实有，我确实觉得只有死了才能得到一个解脱，才能不这么痛苦，因为我们接电话最关键的就是要判断这个人她当时的危险程度。我就问她，我说那你现在，你有没有这个自杀的详细计划，有没有什么打算，你能跟我谈谈这个吗？她想了好半天，然后她就告诉说，其实我已经割腕了。 [解说]

　　按照规定，已经实施了自杀行动的来电属于最紧急情况，接线员要启动预先制定的紧急救助方案。

　　孟梅:我就赶紧问她，要了解她，问你什么时候割的腕？她说已经割了挺长时间了。我说那你现在在哪儿？她说在公园里头。我说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身体状况怎么样？她说流了好多血。

　　[解说]

　　情况紧急，孟梅摁下了操作台上的呼唤灯，看到呼唤灯亮了，旁边的另一位接线员走了过来，开始在一旁进行电话监听，准备临时帮忙。

　　[同期]

　　有可能你在和她进行通话当中，她可能就因为流血过多昏倒了。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没有机会挽救这个生命了。她昏倒了，你其它的外援都没有。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她的生命。我就先让她止血。一开始她不愿意。

　　[解说]

　　轻生女孩已经割腕，不肯说出她所在公园的名字和地点，接线员又该怎样说服轻生女孩呢？

　　孟梅:我就抓住她她的一点说，你看你虽然说已经下决心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仍然给热线打来了电话，其实是不是在你潜意识当中，你还是很矛盾的，那我是非常愿意帮助你的，我非常希望能够跟你一起来探讨，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说你现在一定要先保住你的生命，因为只有生命在延续，你才有可能，有机会来解决你的问题。那么通过我这样跟她的这种探讨，而且我会反反复复地强调，重复我非常愿意帮助你，那么她考虑了一会儿。她说那好，那你告诉我，我怎么做。

　　[解说]

　　此时在电话的另一端，轻生女孩的态度有缓和，她按照孟梅的指导，用丝巾进行了简单的止血处理。接下来，接线员试图寻找能赶到轻生女孩身边帮助她的人。

　　[同期]

　　孟梅:她其实是非常想跟她的男朋友再复合的。但是她又知道她在之前，因为分手之后这段时间，她经常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啊，或者是怎么样，男朋友都是一概拒绝的，所以她也，就是说，她感觉男朋友不会来，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说，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希望你把电话号码给我，我们来试着跟她去联系。后来她就把她男朋友的电话号码给我们了。

　　[解说]

　　另一位接线员联系到了轻生女孩的男友，后来，轻生女孩被成功救助，时至今日，自杀干预热线已经运行了将近4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四年时间里，有几百人通过热线从自杀的边缘被成功救助。然而，这条生命线也有自己的局限和尴尬。 嘉宾：现在尽管我们有专门做这个热线工作，有20个职工，而且是专职，不是兼职不是志愿者,是专职培养六个月，有合格证书的一些人，20个人专职的工作，一直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24个小时接线的，我们能回答来电的大概12％，88％他打不进去。 王志：什么原因呢？ 嘉宾：我们的工作量太大，你看每年每月我们收到一万到两万的来电，我们能回的大概有两千左右。

　　王志：有没有你们劝阻成功以后，又重新自杀的？ 嘉宾：这样的有，也在热线也有这样的例子，热线的可行的情况是人他原来受到我们的咨询之后，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可是再一次有自杀念头，可是打不进去，打几次还是…。有个别这样的例子，确实是让我们很伤心.我们在高峰的时候，骚扰的电话也不少，特别是学生在上学的时候，学生认为是好玩的，打我们的电话骚扰，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认为是开玩笑，这个有好多后果，一是，一占住这个热线，真正有问题的人打不进去，

　　王志：你们怎么判断对方是真的要自杀呢？还是要玩笑？ 嘉宾：骚扰的一般有比较突出的，有的时候他很微妙，你谈半个小时你还没有不出来，肯定是少数。大部分的几个人在，后边有哈哈笑的，可以听清楚。我想要自杀,你救我，像这样的，太不可思议。

　　[解说] 在费立鹏的带领下，干预中心除了开展具体的心理危机干预之外，他们还针对自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包括从1995年到2002年期间进行的“中国自杀状况”的大型调查研究。经过调查，费立鹏发现，中国的自杀状况和国外有很大的不同。

　　王志：通过调查来说具体有什么样的结论？对于中国这个自杀的人群。 嘉宾：国内的自杀率农村是城市的三倍，几乎所有的国家，男性自杀比例明显（比女性）的多，在发达国家大概是三倍，可是国内是女性比男性多，多了20％左右。

　　王志：原因是什么？ 嘉宾：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农药的获得渠道。我们知道农药是在农村现在非常方便获得的，家家都有，所以一有冲突，一有想不通过的问题，可以随便来喝，因为农药的致命性很高的，所以喝一点，也许两个小时候后就已经死了。

　　这一位年轻女士名叫小琴，家住河北省农村，她曾经喝农药自杀，后被成功抢救。说起来她喝农药的原因并不复杂。

　　小琴:孩子正在玩火盆呢,他（丈夫）打孩子,那孩子刚一岁半,还不懂事呢 .她不懂事呢 ,你（丈夫）慢慢说啊,不懂事,不会说话呢.我就气得,我心疼孩子 ,我就上炕生气去了,他就嫌我不管.我已经把农药拿炕上去了,我就没想喝,我说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或者说那样的话我都不想活了.完了我就拿起就喝.

　　[解说]

　　小琴被送到当地医院，花了1000多元的抢救费用，小琴脱离了生命危险，事后小琴表示她非常后悔。

　　[同期]

　　小琴：喝完以后我也后悔了,毕竟糟踏一千多元钱呢, 挣钱挺不易的.。

　　[解说]

　　费立鹏在调查中发现，像小琴这样喝农药自杀的人占很大比例，农药是导致农村人口自杀率高于城市人口自杀率的元凶，目前，针对如何控制农药降低农村人口的自杀率，费立鹏和他的同事已经开展了相应的试点研究。

　　王志：那你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嘉宾：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都建议，所有的国家要建立全国性的预防自杀计划，我们也推荐这样的计划。但具体如何办，哪一些有效，那我们现在得做研究，可是这个研究是大型研究，那应该是跟艾滋病一样，有国际的计划，因为这样的预防，你看我是精神科大夫，我想控制农药，我应该要农业部，可是我哪有说服力可以说服农业部改他们的卖药的方式吗？我肯定没有。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全国性的预防自杀计划，有好多部门协调。

　　[解说]

　　在调查中，对于一些有关自杀的新闻事件，费立鹏也曾作过有针对性的研究。 王志：那几年前有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艺人，叫张国荣自杀了，你关注过吗？ 嘉宾：这样的名人自杀是我们自杀学领域里经常看到的一些问题。名人自杀尤其是媒体传播的很多，他自杀的方法，经常会影响模仿自杀，有好多例子。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例子，名人自杀，尤其媒体说他的具体措施，也经常宣传的比较多的事情那这个影响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中心另外一个任务是对媒体有一些指南，如何报告自杀，因为自杀的有好多依据，如果自杀的报告有很多不恰当的话，可以引起模仿自杀。有一些具体的事实，一，不要说具体的措施，第二不应该放在头版，第三，不要大量的宣传过于某一个自杀措施。

　　王志：就大学生的自杀问题很受关注，那到底是因为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因为问题确实很严重？ 嘉宾：到底大学生的自杀率我们就不好说。有一些报告，教委说这一年有多少人自杀，但真的从流行病学这个角度，到底这个率是多高，没有什么正确的数据，所以是否比同龄的没上大学的居民要高，要低也不好肯定。我估计是差不多，也许是低一点，肯定比农村要低，因为农村这个年龄是非常高峰的，所以大学生自杀率肯定是农村同龄的人要低，那肯定。

　　[解说]

　　这是曾经发生在湖南湘潭的一幕，一名男子因为家庭矛盾，试图跳楼自杀。迅速赶来的警察和消防队员，控制住了局势，然而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一些人吹响了口哨，一些人不断发出了“跳下来，跳下来”的阵阵喊声。 费力鹏：这肯定是一个态度问题。我们这些的人看这样的东西真的很心疼，国内怎么会有这样。国外的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说实话，为什么有一些国内的人他认为很好玩，好像对他人的，对陌生人的关心，太低了，就是觉得他根本无所谓，因为他跳着玩吧，真的看出来这个东西是说明我们有好多工作得做。

　　[解说]

　　针对中国人对自杀的态度。费立鹏目前正在做专门的调查，轻生者对自杀是什么态度？大众对自杀式什么态度，都是费立鹏在调查中涉及的问题。

　　记者：这个调查是什么时候做的？ 费力鹏：实际上自杀这个态度工作研究，已经做连续两三年， 记者：那通过这样的调查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费力鹏：一，可以看自身念头是什么，如果有自杀念头，到底是什么现象导致你有这种念头。 费力鹏：另外一方面是自杀者，不敢去求医的原因是社会的歧视问题，//所以在这你也可以了解社会的歧视是哪一些人群为主，歧视是哪一些方面的歧视。

　　这是干预中心组织的自杀亲友会的一次活动，成员是自杀者的亲友以及有过自杀经历的人。根据研究，如果有一个自杀，会给他周围六个亲友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为了帮助这些人走出心理阴影，费立鹏和他的同事组织了自杀亲友会，通过定期举办活动，成员之间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帮助。

　　王志：为什么想要组织这样一个机构呢？ 嘉宾：有几个理由。我们在国外的经验，他的亲友或者是自杀的幸存者，就是自杀死亡之后这个家属受到非常大严重的心理的伤害，在国外这个组织他有这个作用，第一个是给这批人，就是有自杀的家属的生存者留下来的家属给他们心理帮助，可以互相帮助。另外一个作用，在国外这个作用非常大，它能说服政府，他能说服基金会，赞助这方面的工作，一是互相帮助，第二是推动这个事业，也推动这个工作。 王志：有效果吗？ 嘉宾：给他们一个机会说他们的经历。也尊重他的观点，他要哭就让他哭。国内的人一看到哭的时候，开始的反应是别哭别哭，就压着这个情感，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你得给人机会，他要哭，你应该自己放松，让大哭，给他机会可以哭出来。也对他有好处。 王志：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联络呢？ 嘉宾：家属认为这也是非常没面子的事情也不愿意对外讲，所以找到愿意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很难。我们花了几年，也尽管有点成功，但好多人就希望忘了，就不想谈，不想跟任何说这个事情，想把这个问题压在心底。所以在国内有点难发展这个机构，现在状况是他们还是需要一个专业机构，我们中心组织，他们就来参加。

　　[解说]

　　来自河北的戴振玉就是自杀亲友会的成员。他的妻子于1997年因为患有抑郁症喝农药自杀。在妻子自杀之后，戴振玉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之中。

　　戴振玉：那自己都不想活了，没意思了，就感觉特别没意思， [解说]

　　5年多时间里，戴振玉无法从妻子自杀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直到他参加自杀者亲友会，干预中心的工作人员和他进行了深入交谈，希望戴振玉能从自责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慢慢地，戴振玉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戴振玉：我去帮助别人，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在帮助我自己。每次在亲友会朋友们一块聊天，心情特别舒畅，痛快，就是没完没了的，都不想分手，盼望下次。用专家的话就说，勇敢去面对生活，该咋样就咋样。

　　[解说]

　　在自杀亲友会上，我们还认识了李先生，李先生今年50多岁了，他生下来就得上了尿毒症，按照当时的治疗条件，这种病相当于一种绝症。死亡的阴影伴随着李先生成长的过程，他的病情也在不断加重。5年前，他只剩下了半个肾脏，由于身体素质的限制，他无法实施换肾手术，只能采取血液透析的手段维持生命， 李先生：就是生下来就有病，我没有健康过.如果说遗憾的话，就是这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健康，健康是什么样的滋味。我是亲眼看到一个跟我同岁的一个小孩一点一点不行了，最后走向死亡，这些对我触动都很大。你要掌握不好的话就会出现另外一点，那就是你还活着干吗，活着就是受苦，活着就是受罪。

　　[解说]

　　李先生一度出现了轻生的念头。他开始求助于各种心理咨询机构，包括后来成立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

　　李先生：我也曾经很频繁的一个礼拜两三次到这里来寻求帮助。也曾经晚上12点，一两点给他们打电话，他们热线是24小时的。，因为怎么说呢，你产生冲动，产生伤害自己或者说其他一些想法，通常都是一瞬间。如果说在这一瞬间能够有人第一时间来帮助你一下的话，很可能你第二天这种冲动意识就会小得多，所以就慢慢的就过去了。但是我更多的呢是觉得，就是说心理危机是在最后一刻给你把了一下关，那么更多的是，如果说平常能有疏导，比如说能有一些社会的关心，能有一些社会团体，那么能有一些比较阳光的事情影响你的话，那你有可能就不会去想到今天这样一步。

　　[解说]

　　后来，李先生参加了干预中心组织的自杀亲友会，在这里，他的情绪慢慢好转，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非常明朗，我们甚至看不出他是个身患重病的人。

　　李先生：这两年来说，实际上身体即使好，也达不到工作的水平，那么就做点慈善事业，做一些公益事业，参加点这方面的活动，主要去帮他们出出主意，策划。因为体力不行，但是头脑可能还好用吧，所以就是把自己尽量的填充的满一些。这个是我的一个准则。

　　[解说]

　　每逢亲友会举办活动，费立鹏都要坚持参加，因为这几年来，他和每一个亲友会成员都成了朋友。在费立鹏的倡导和影响下，目前全国已经成立有十几家心里危机干预机构，一项全国性预防自的杀计划也正在酝酿之中，按照费立鹏的设想，如果计划得以实施，中国人口的自杀率将降低20%，平均每年可以减少5~6万人的自杀。

　　王志：您怎么评价您自己的选择？ 嘉宾：我认为是很对，我认为这个是，因为它第一非常符合我追求的，我前面说的我追求的方向。 王志：那现在外籍人是怎么看你的选择呢？你的同胞，你原来的朋友？ 嘉宾：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很奇怪。你医生在这么差的，待遇那么低的，困难那么大的地方工作，你干吗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其他的尤其是现在，因为原来我一来的时候，我是在国内已经连续讲已经有30年吧，可是直接在这工作有20多年，现在国内的位置逐步的提高，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有另外一个看法，你那么好选择，在这个国家做工作，而且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做工作，认为是很好的一个工作，尽管有困难，可是感到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看法。 王志：您的将来会有变化吗？ 嘉宾：我会老了，除了这个，我希望继续按照这个方向走，能走到什么地步不好说。

　　[字幕]

　　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

　　中国每年大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

　　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80081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