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探求和谐社会矛盾解决机制
编者按: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强调,要加强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的分析研究,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就此论题,半月谈记者最近深入调查采访了四川、重庆等地的基层干部群众,共同探究和谐社会的矛盾处理、预警机制以及相关政绩考评机制。
将群众利益诉求纳入主渠道
——和谐社会矛盾处理机制调查
半月谈记者 刘亢 黄豁 田刚
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随着我国改革发展的强力推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利益冲突层出不穷,当群众在表达利益诉求时,越来越多地采取过激方式,增加了解决矛盾的难度和成本。在我国法律法规日趋完善的情况下,亟待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官僚主义“不作为”引发信任危机
记者调查发现,往往是在上访等法律允许的正常途径不起作用时,群众才被迫采取极端行为。一些基层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浓厚,他们在问题小的时候推诿、扯皮,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直到酿成群体事件才出面解决。一些基层干部平时漠视百姓疾苦,对群众的合理要求冷硬横推,因此在处理各种利益冲突时,无法取得群众的信任和理解。群众丧失对一些基层干部的信任感,普遍认为中央的“经”是好的,都是下面的干部念“歪”了。
重庆市信访办主任周天云说,任何改革都有“阵痛”,任何国家都有“民怨”,在法制健全完善的情况下,这些都可以通过公正有效的渠道得以解决。但是,当前一些部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办案质量差、执法人员违法乱纪以及司法不公、立案难、执行难等问题,使一些本应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形成一支数量很大的涉法上访队伍,导致群众信“访”不信“法”。不少专家也指出,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法治社会,依法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才是根本渠道,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如果只有通过过激方式才能实现的话,必将导致人民大众对党和政府及其推行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产生信任危机,其潜移默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和谐社会需要理性的利益表达机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凌认为,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记者调查了解到,基层群众普遍希望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于那些应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希望政府退出,成为公正的、没有自身利益的第三方和仲裁者,用法律手段保障社会各阶层的人平等地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当前各地国企改革中暴露出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位问题十分典型。政府与兼并企业谈判,而最关心企业走向、最关系切身利益的职工却被排斥在“博弈”之外,为今后的矛盾爆发埋下了隐患。
重庆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李殿勋认为,将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纳入法制轨道,除司法手段外,还迫切需要加强调解、行政复议、仲裁等诸多柔性手段,不仅可以缓解人民法院的压力,也给当事人解决纠纷多了一条选择途径。同时,仲裁等手段也积极介入政府具体管理工作,为政府管理社会提供服务,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社会矛盾的“体制性麻木”后患无穷
——和谐社会矛盾预警机制调查
半月谈记者 刘亢 田刚 黄豁
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社会进入关键发展阶段。从世界历史经验看,这一阶段往往出现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各种文化思潮激荡等现象。面对当前形势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建立一套及时发现、分析、监控社会矛盾的预警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预警机制不预警 应急机制不应急
当前各地党委、政府系统大都有一套完备的信息报送、矛盾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一些地方甚至出台了详细、规范的文件。但是,当一种社会矛盾初露端倪时,甚至已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时,地方党政系统对于社会矛盾却普遍表现出“体制性麻木”——反应迟钝,信息失真,处理失当,出现“预警机制不预警、应急机制不应急”的怪现象。
某省曾发生一起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事后省级机关一些干部对记者说:真没有想到群众有那么大的意见,我们事前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其实,在事件爆发前几个月,一些群众代表就带着有大量群众签名的“紧急报告”两次到北京上访,反映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的问题,先后找过国家部委、省、市、县等各级部门,除国家水利部有一个“不归本部门管辖”的书面答复外,各级党政系统没有对他们的强烈呼吁作出任何反应。该省省长在省委会议上说:“许多群体事件发生前都有一个酝酿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苗头和征兆没有引起高度重视,错失良机,教训十分深刻。”
重庆市信访办主任周天云说,目前对社会矛盾的处理,程序不清,责任不明,上级政府的通常做法是简单地批转给下级政府,问题解决不了,群众又重复上访。群众上访,其实是基层矛盾向上寻求解决,这本是一个发现矛盾、研究问题、处理矛盾的机会,但层层简单批转,又将矛盾推回了基层,日积月累,最终引起矛盾的总爆发。“体制性麻木”造成政府对社会矛盾预警不灵、研究不透、对策滞后,基层社会矛盾总量呈上升趋势,而且群众对待矛盾的行为趋于激烈。
社会矛盾愈发呈现出“预兆减弱、组织隐性”
当前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参与者都反复强调自己是“完全自发的,没有任何组织”,往往拒绝透露真正的组织者;参与者与政府谈判时往往推选老年人出场,而真正的组织者却在幕后指挥。这一现象表明,在政府体系对社会矛盾表现出“体制性麻木”的同时,社会矛盾本身又呈现出“预兆减弱、组织隐性”的趋势和特点,更给及时预警造成了困难。
四川省社科院的有关专家指出,上述趋势与政府对社会矛盾冲突的传统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一旦发生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地方党委、政府往往先以对待敌我矛盾的思维方式,调查其背后有无敌对势力指使,是否“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一旦影响社会秩序就将其指为“破坏稳定”,强硬压制。这一思维定势使一些民间社会团体参与解决社会矛盾的积极性被严重削弱。作为矛盾当事一方的群众,追求自身利益的组织活动秘密化、隐性化,没有人愿作为“代表”出来谈判,政府失去了发现矛盾的机会和解决矛盾的抓手。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说,社会矛盾预警信息有多种来源和方式,可以是政府主动排查发现,也可以是群众向政府传递,在后者中,群众有组织、有秩序地主动传递信息,要比通过自发闹事或零星上访传递信息更有效率。目前,我国社会矛盾越来越集中在几个特定人群,例如工程移民、失地农民、城镇拆迁户、下岗工人、欠薪农民工等。如果他们通过组织向上反映,政府能够加以有效利用,将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矛盾的掌握和预警,有效防止群众的无序闹事,对巩固政权有好处。
预警机制成败关键在干部
四川省委政研室主任肖少秋认为,构建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矛盾预警机制,干部是关键,要让基层干部敢讲真话、敢谈问题。现在,许多基层干部都愿意报喜不报忧,出了问题尽量拖,往往是谈问题是“金字塔”——一级一级往上缩小,而讲成绩却是“倒金字塔”——一级一级向上夸大。一个县如果出了大规模群体事件,县领导首先得考虑报不报?怎么报?报得太快,对形势估计错了怎么办?把问题说严重了,上级会认为你不成熟,一句“缺乏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评价就可能让县领导翻不了身。因此,肖少秋认为,当前迫切需要扭转这种政绩取向,基层干部解决问题是政绩,能及时发现问题、报告问题也是政绩,善于分析困难、敢于讲困难更是政绩。
川渝两地的基层干部认为,目前的信息报送机制也需要改革,基层发现问题后可以边研究边上报,出了问题边处理边上报,领导干部也要善于根据下级报送的不完整的情况,作出判断和处理。特别是在社会矛盾集中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必须要有人能在第一时间向省、市一级党政领导说真话,这应当成为党政系统内的一种制度安排。
重庆市沙坪坝区委书记翁杰明说,让干部能正视社会矛盾,不能将工作成绩建立在牺牲社会和谐的基础上。出了矛盾问题,不仅要看问题是怎么出的,还要看干部为化解矛盾做了些什么。
和谐社会需要新的政绩考评机制
——与四川绵竹市市长蒋国华的对话
半月谈记者 刘亢 黄豁 田刚
建立、完善一套更为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将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通盘考核,促使干部放弃追求短期效益的“形象工程”,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执政为民,是当前干部考评工作的一个难点和重点。对于直接面对群众,代表党和政府形象的基层干部来说,他们的政绩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尤为重要。
记者:近年来,不少地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顾财力民力,盲目上马各类“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群众对此深恶痛绝。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检验,这种发展模式对基层带来什么影响?
蒋国华:教训惨痛,带来的后遗症十年都难治愈,我们再也交不起这样的“学费”了!作为一市之长,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但我几乎2/3的工作时间是在处理“畸形发展后遗症”,一直在花巨资为历史欠账“埋单”,每年光县财政(绵竹为县级市)“花钱买稳定”的硬投入都在5000万元以上。
记者:不少干部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否说明现行的干部考核和政绩评价机制存在突出问题?
蒋国华:政绩考评是个“指挥棒”。不少地方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违背经济规律,背负巨额债务,盲目上项目、办企业、搞投资,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大批失地农民。在一些干部心目中,“德、能、勤、绩”,“德”和“勤”都成了虚的,“能”和“绩”则容易量化成一个个经济数据。越往下、越靠基层,其政绩越是变成了年终报表的财税上缴数据及招商引资数额等。
记者:太看重经济发展指标是否给基层干部带来很大压力?
蒋国华:经济发展的数据指标应该由专业部门抽样调查,是多少就是多少,怎么能由上级来定“任务”呢?但是,如果他当县长GDP增长了10%,你当县长只增长了9%,就会压得你抬不起头来。有一位领导来绵竹视察,听汇报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顿时不高兴地说:“怎么能比全省低呢?”我们连忙“修正”了数据,结果才皆大欢喜。
记者:不少人认为,要让干部树立符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政绩观,就应该摒弃片面以经济增长论英雄的政绩考评机制,把城乡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增长、促进社会就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青少年的入学率等等都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使之都成为硬指标。
蒋国华: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本出路。再丰富的指标、再精确的数据都解决不了干部政绩观的问题,只有让群众考核干部才能考出真正的政绩。既然执政为民是我们的宗旨,群众是否满意就应该成为干部政绩的试金石。我们现在的干部考核是领导考领导、上级考下级,干部当然对上级负责,很难对群众负责。现在一些干部对上对下两副面孔,其根源就在于干部的考核、任免、升迁都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群众意见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所以才会出现群众意见越大,干部升迁越快的“带病提拔”怪现象。
记者:广大群众如何参与实绩考核,才能建立科学的社会化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机制?
蒋国华:建立“群众认可、组织认可”的双重标准制度是一条可行之路,比如,绵竹市每年对村干部进行一次民主测评,对不合格的村干部,进行诫勉、依法罢免或免职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责任编辑:梅智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