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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
复旦大学
国际金融系
A（Asia亚洲）到E（Europe欧洲）的距离并不远，跨越B、C、D，亚欧完全有可能鹊桥相会：“B（Business）”——经济利益的纠葛是亚欧关系的“阿喀琉斯之踵”；“C（Communion）”——多边交流的缺乏是亚欧关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D（Difference）”——个体差异的存在是亚欧关系的“阿莉阿德尼之线”。
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形容世界经济的现状也许并不夸张。近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能源价格的上下起伏、地缘政治危机的层出不穷、结构对比的暗流涌动、多哈回合的无疾而终，让“全球化”越来越像是一只“厄里斯金苹果”，在猜测、争执、博弈之中，世界各国共同滑向集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漩涡中。
秋风萧瑟之际，看上去有如满地黄花、一池萍碎的多边合作又添新愁，欧盟再次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双边合作加强激活多边贸易谈判的梦想再次被放飞到广袤无垠的未来。在士气涣散之际，欧盟的“铁面无私”多少有些令人沮丧，拥有世界人口40%，全球GDP50%的亚欧大陆就这样又失去了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
“也许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并不是天涯海角，而是A（Asia亚洲）到E（Europe欧洲）”。正当如此感慨油然而生之时，亚欧会议（ASEM）的召开就像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重新点燃了推进亚欧联系的希望。其实，A到E的距离并不远，跨越B、C、D，亚欧完全有可能在鹊桥相会之中告别“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历史尴尬。
第一个障碍是“B（Business）”。经济利益的纠葛是亚欧关系的“阿喀琉斯之踵”，如何以最小的内部摩擦实现各方利益同时提升的“帕累托改进”是一项貌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共同课题。就微观层次而言，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多交洽机会、降低交易费用是毋庸置疑的努力方向，亚欧工商论坛在这方面起到了不容小视的作用。但关键问题还在于宏观层次，亚欧经济共享的增强需要政策搭配的和谐，但ASEM松散的机构安排并不能给各自为政的政策制定者施加“硬约束”；亚欧经贸往来的增强需要润滑度的加大，但ASEM不对称的成员结构并不能限制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兴风作浪；亚欧金融合作的增强需要传导机制的顺畅，但ASEM“言多行少”的虚浮风气并不能带来发展中国家金融基础夯实的协同效应。所以，跨越“B”，需要ASEM的机构改革，更需要世界各国在“牺牲小我”的超然境界中努力推动和完善这种改革。
第二个障碍是“C（Communion）”。多边交流的缺乏是亚欧关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没有人会怀疑“互通有无，流水不腐”的沟通良效，多边交流在阳光灿烂之中悄然无声地减小了政治风险、贸易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但问题在于我们可能过于乐观了。我们完全可以模仿怪物史瑞克说“交流是有层次的”。单一国家之间的双边交流、单一国家和区域间的双边交流、单一区域内的多边交流对于两大区域间的多边交流而言并不一定具有互促互进的整合效应，小集团内部交流的频繁甚至可能给“特殊利益团体”的产生培育温床。因此，跨越“C”，需要加强ASEM与东盟、“10＋1”、“10＋3”、APEC等“子集”之间的协调和融合。
第三个障碍是“D（Difference）”。个体差异的存在是亚欧关系的“阿莉阿德尼之线”。正如前欧盟贸易委员拉米所言：“亚欧关系持续的良性发展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关键原因是双方对相互的差异不仅是容忍，而且是承认，更为重要的是欣赏。”历史、文化、习俗、宗教、制度的差异正是比较优势产生的源泉，欣赏“和而不同”，才是实现“保合太和”的唯一途径。因此，跨越“D”，需要ASEM在政策协调过程中更加灵活、机动，让制度改进、而不是个体改变更多地成为规模效应产生的真正来源。
ASEM的标志用一个红色的汉字笔画“撇”和自左上斜向右下的三条蓝色平行横杠，将A和E在红蓝色调的相互融合中画在了一起，这正表达了绝大多数亚欧国家的心声：“IfIcould rearrange the alphabet, I will put A andEtogether。”（如果可以重新排列字母，我会把A和E放在一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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