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海

　　9月10日，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大国中最严重的缺水国家，水价不能充分反映水的使用价值，会在老百姓许可和承受范围之内，考虑水价的提高，通过水价改革还水价一个真实的“面孔”。几乎与此同时，有报道称，中国土地调控新政正式出台，中国土地价格预计将提高。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表示：“地价的变动幅度是可以承受的。”

　　无形之中，“百姓可以承受”似乎成了涨价的标准。但是，老百姓能够承受的底线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这等于为涨价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于是，医疗费、学费、房价、水费、电费等等都在涨，任何一个项目在涨价的时候，都可以说是在老百姓的可承受范围之内的。问题是，如果把这些都加在一起，是否早已超出了老百姓的可承受范围？

　　以学费为例。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坦言：“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部长自己的工资都供不起一个学生，要和夫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才行，那些低收入的家庭还用说吗？

　　“百姓可以承受”看似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标准，实际却包含了一种带有掠夺色彩的思维，即根据老百姓的可承受能力来决定涨价的幅度，决定从老百姓手中取走财富的多寡。几乎每一个部门在决定涨价幅度的时候，都确信自己的涨价标准是在老百姓可承受范围之内，问题是，涨价到底是手段还是终极目的？

　　水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节约用水。事实上，浪费资源最严重的并不是老百姓。北京市对全市48家市、区政府机构2004年的能源消费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耗能量、人均年用水量和人均年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需要强调的是，公务员浪费的水、电最终都是由老百姓埋单的。不难看出，其中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论，由于浪费而造成的成本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由老百姓去独自“承受”。

　　现在，学费、医疗费用、房价等已令许多家庭苦不堪言，当各种涨价蜂拥而至，老百姓又该如何去承受？有关部门需要从“涨声”中走出来，以更理性的措施来制定有关价格政策，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才是与国家拉动内需方针相适应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