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果腹、练兵到游戏

　　“过去重视生产，现在可能更重视动物。”

　　撰稿／张 静（记者）

　　 加拿大幽默作家斯蒂芬·里柯克曾经描写过这么一批男人们：文静、体面、脸刮得干干净净，金边眼镜上方流露出仁慈之光，实际上却是无可救药的“丛林癖”患者，每逢秋天读过一本狩猎的小册子后就开始发疯。他们把一小块被雨水淋了六天的肉当作无上美味，肚子贴地像猎狗一样在灌木丛里爬行，皮肤被丛林蝇叮得变成了黄色，让麋鹿踩过，被熊和臭鼬追得在丛林里四处逃窜，居然还沾沾自喜。

　　 有趣的是，为什么这些富有的经纪人、律师、医生不在办公室地板上爬来爬去，并且互相嗥叫一气呢？没有别的解释，只能称之为“遗传基因作祟”。

　　秋狝治兵

　　 原始社会，男性的另一个名字便是“猎手”。狩猎对先民而言是一项不得不做的危险使命，通过它获取蛋白质、御寒的皮毛、锻炼心智技能和确定谁是真正的勇士。当他们合力将凶猛的猎物引诱进合围圈，进而用石块、棍棒这些简陋的工具将其击毙，组织协作产生了。

　　 《吕氏春秋》：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狩猎已不是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然而征战频繁，狩猎的地位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果腹之外更有一层深厚的政治、军事色彩。这种“秋以狝治兵”的军事思想不仅贯穿于我们整个古代历史，且一度得到空前强化。

　　 “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能否弯弓射鹿，历来被当作个人能力的象征。对于田猎中表现善佳的勇士，帝王每每亲自赏赐。汉将李广精于此道，“夜射饮羽”的故事为人传颂。据《周礼》记载，善射者方可参加田猎，不能射者只好“辞以疾”。如果不装病，又多次不能参加田猎，要遭到削地夺爵甚至充军发配的处分。

　　 随着社会文明逐步向更高级发展，国家以射选贤的制度逐渐被抛弃。汉人自唐以后似乎更喜欢富贵、吉祥的锦鸡和仙鹤，而不再是猛禽与猎豹，就连帝王田猎也一再成为大臣们劝诫的对象。

　　 然而历史车轮驶到元清两代，戏剧性地开始走回头路。在萨满神谕中，鹰是创世大神，秉承神鹰血脉的满族更是酷爱狩猎。自马上得中原后，便把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定为代代相守的“祖制”，以示不忘本，延续满人入关前渔猎、尚武的习俗和以近乎实战的狩猎方式训练八旗子弟。

　　 木兰在满语中的意思是“哨鹿”，后引申为“猎场”之意。康熙乾隆时期，清军将士每年秋季日夜兼程向河北承德的木兰围场进发。围而不合，或从四面包围，将野兽向皇帝临时行营“看城”驱赶，待包围圈合拢后，皇帝便入围射杀，各路将士随之扬弓搭箭，史称木兰秋狝。

　　 崇尚“胡服骑射”的祖制直到被挟“坚船利炮”渡海而来的“英夷”打得不堪一击时，清廷方如梦初醒：此法不灵也。自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咸丰逃到承德后，“木兰秋狝”便再也没举行过。道光是彻底看清了这一点，执政之初就传谕“秋狩礼废”。虽然此后清帝在祭祖之后也会顺路打打小猎，但这跟练兵已经完全没关系了。

　　 田猎废了，打猎作为八旗子弟一项高级游戏倒是一直生命力极其旺盛。珍妃的侄孙唐鲁孙曾细数清末“调鹰纵犬”的行围趣事。除了钩竿子、马灯、手电筒、木杠子、粗细绳子、猎枪、水壶、干粮袋、医药箱、露营的帐篷外，最必不可少的一步是偷狗，“清初狩猎的犬是藏獒或是关东欢犬，后来能打猎的狗都叫细犬，十之八九都是偷来的”。

　　饥饿的年代

　　 等到唐鲁孙渡海去台，虽然也打过几次“现代猎”，既无鹰犬，全凭气枪，情调完全不同，不免兴起无限怅惘。

　　 而在旧上海，“现代猎”作为舶来品已经粉墨登场，蔚为风尚。一位年近古稀依然很酷的“小开”告诉我，他很不屑国内新贵们比车，“车不过是代步工具。以前我们凑到一起谈的是狩猎，那才是贵族运动”。

　　 上海人陈晓兰家中还保存有一张解放前的猎枪证。她记得酷爱打猎的父亲有一把步枪，“当时流行说小米加步枪，就这样记住了。这把枪公安部门每到国庆、元旦会收上去代为保管，每次还来时总是擦得干干净净、上好了油。后来在‘文革’中被弄丢了，公安部门还让我们去武装部领一支。”

　　 陈晓兰的父亲并没有去，他年级大了没有兴致再玩；而当时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也都不再把打猎当作娱乐，理由不尽相同。

　　 “在‘以粮为纲’的路线指引下，生产队经常组织打猎。打猎队走到哪里都像英雄一样，非常受欢迎。”章照国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刀霞打猎队队长章仰猷曾被誉为“当代武松”，周恩来总理还为此送过他一支步枪。30多年间，刀霞打猎队转战闽浙赣等7省56个县市13000多个山村，消灭各种害兽19．6万只。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各种物资和副食品供应匮乏，全国上下处于饥饿状态。一位油田职工回忆道：“职工长时间吃不饱饭、缺乏副食，走路头昏眼花，有的全身出现浮肿。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决定针对柴达木盆地的环境特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生产自救。一是组织打猎。从各单位抽调了200多名枪法比较好的复转军人，组成了6个打猎队，进昆仑山打野生动物。通过几年的努力，各打猎队、捕鱼队累计捕获各种野生动物肉90多万公斤、青海湟鱼60多万公斤。这些收获，对当时青海油田职工克服困难，战胜饥饿，坚守阵地，坚持勘探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而原来以野生动物命名的“黄羊岭”、“野牛沟”、“野马滩”……也统统变成了历史名词。

　　狼来了

　　 1990年，国家规定不准再打野生动物，猎手的辉煌便也随着打猎队的解散而烟消云散。

　　 如今小学生们学到吴伯箫的《猎户》往往发问：野生动物不是要保护吗？董昆打死了金钱豹怎么还算英雄？他们的疑惑，正如当初禁猎时猎手们的不理解。

　　 “我父亲的那支枪得到了特许可以保留。不让打猎了，他还是没事会拿出来仔仔细细地擦一遍，扣扣扳机，上点油。”章照国说。

　　 市民们打猎的瘾头又是怎么被打消的？北京有这么一段掌故。据说20多年前，玉渊潭公园有人用气枪打下一只白天鹅，不料被当地晚报记者抓了个正着。一枪打下了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禽类，事情炒到最后的结果是报纸销量剧增，这人也被法院判了三年徒刑。当时很多人还替他喊冤，不就是一只白天鹅吗，可是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狼回来了。

　　 这两天辽宁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郝家村闹起了狼灾，一名11岁小学生已经两次被野狼追赶爬到了高塔上避难。专家们异常兴奋，说这是“大自然自我还原的表现”，不能让它们再“背井离乡”了，村民们却是一想起来就哆嗦。

　　 而在章照国的家乡南平，野猪灾更是祸害了多年。“这些家伙在地里连吃带拱加打滚，一晚上可以毁坏10条田埂，一年糟蹋上千万公斤的粮食。”章照国说起来很痛心。

　　 据1997年农业局调查的数据，当时南平市的野猪数量就达到13万头。2000年福建省林业厅对野猪的狩猎重新开禁，可章照国说，新打猎队目前困难重重。

　　 “为防止误猎珍贵物种，按照规定，不允许使用陷阱、下毒、布夹等方法，猎捕工具仅限于使用猎枪。野猪连老虎都让它三分，生性凶暴，最大的有200多公斤，一枪打不死它扑上来就伤人，队里人被咬伤得多了。打猎队解散了这么多年，老一辈跑不动，年轻人不愿吃苦，技术也不行。按规定，我们打到的野猪只能就地掩埋，打猎队很难维持下去。”

　　 农民们开始自己想办法自救。“夹、套、炸、电、陷阱都用，经常发生伤人的事故。野猪反而比2000年那会儿更猖狂了，从前还在地里，现在经常在房前屋后成群结队地转悠。”章照国说，“过去重视生产，现在可能更重视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