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的荣耀

　　王俊卿、张美德及第二代“名捕”王文贤、第三代“名捕”金云赛，都来自农村，中队长的4个弟弟至今务农。王俊卿是“过着苦日子过来的”，高中时，他要自己挣钱交学费，挑一担煤炭走30公里山路才挣几分钱。“所以，我们知道老百姓希望我们做些什么。”王俊卿说，“他们也从不来虚的。”

　　名捕们常接到一个刚摘下的苹果，一根煮熟的玉米棒，又或者一个烤焦的洋芋……某个清晨，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警察们，被露宿农舍里传来的嚯嚯声惊醒。王文贤透过门缝往外看去，农舍主人正在磨刀。王文贤警惕地叫醒了其他人——他们刚从这个村子抓走了两个逃犯。但结果是，农舍主人杀掉了母鸡，想用这个方式表达对警察的心意。另一个黄昏，饿了一天的“四大名捕”被塞给了一书包土豆，那是修路民工第二天的全部食物。

　　在很多时候，村民会充当他们的向导，陪他们走一晚；涉江时，人们会冒死提供渡船——稍有不慎，老百姓就可能被激流冲走。同时，名捕们也在感谢他们的“头儿”——最艰难的条件下，“四大名捕”得到县公安局最好的车，王俊卿和张美德都破例解决了“副科级”。“有些基层民警苦了几十年，到退休都没得到过这样的待遇。”王俊卿说。

　　“四大名捕”曾多次受奖，也有人不平：他们已经很“风光”了。公安局长林科俊说，“我们给不了他们别的，精神上的鼓励总得有吧？”

　　如今，“四大名捕”威名远扬，贵州、云南、四川交界的地区已形成一种默契，遇有棘手追捕任务，就请“四大名捕”出马；甚至再远的一些地区，在拿不下逃犯时，也请他们出山。

　　2005年，贵州省委及公安厅召开“英模事迹报告会”，王俊卿作为8个英模之一出席。但他没有看到战友杨昌齐、张双全——他们已经牺牲了。

　　王俊卿下意识地摸了摸后颈的伤疤，那是一个杀人逃犯留下的——对方开枪打断一片厚瓦，瓦从几米高的房上掉下来，砸中了他。

　　“会不会有一天，我的事迹也由别人来作报告呢？”王俊卿说。

　　逃犯抓不住，公安局就是“粮食局”

　　访贵州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杨广生

　　本报记者 曹 勇

　　记者：在公安机关的工作中，逃犯问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杨广生：逃犯，尤其是贵州的逃犯问题，一直是困扰公安机关的大难题。 
 
　　案犯逃跑了，你找再多的证据都没用，不抓到案犯案子就等于没破。案犯在逃跑途中还可能继续为恶，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仍然受到威胁，公安机关拿什么向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交代？

　　我们曾经想了很多办法，也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效果都不好。老百姓是不管你有这样或那样困难的，他们只认一个理，案犯抓不了，你公安局就是“粮食局”，派出所就是“粮管所”。这个称号长期以来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记者：是否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都有一个像追捕中队这样的专业机构？

　　杨广生：威宁追捕中队的出现，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亮点，它把打击和追逃结合起来，本身是一种创新机制。

　　据我所知，这种专门追捕逃犯的机构我们是首创，而且这么多年也没有听说全国其他地方成立了类似机构，不过最近一些地方向我们表露了要仿效的意向。

　　我们贵州也希望把这个经验推广开来，威宁所在的毕节地区，前两年有几个县也仿效威宁成立了追捕中队，但因为效果不好而流产；最近毕节地区公安局的阳局长跟我说，他决定在全地区每个县都成立一个这样的小分队，

　　记者：贵州公安厅对“四大名捕”作何评价？

　　杨广生：我们为有这样的警察而自豪。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取得的业绩是非凡的，他们被称为“四大名捕”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

　　他们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用行动实现了警察的自我价值。一句话，我们所说的“警魂”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了。

　　我们打算让全省的警察向他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