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在谈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时，十分沉痛地谈到中国从十五、十六世纪之后在科学技术成就上就逐渐落后于西方，以后差距就越来越大。李政道博士着重提到了王阳明(1472—1529)和培根(1561—1626)。培根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大思想家和实验科学家，他开创了实验科学，是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而中国的“心学”大师王阳明，这位从少时就聪明绝顶的人为了搞清楚朱熹经常挂在嘴边的“格物致知”，也算是研究了一下实在的“物”，他53岁时被贬贵州的龙场驿，当了个驿丞，住在一个山洞里，悟出了“知行合一”，以取代“格物致知”。在我这个“王学”的门外汉看来，他这一套理论，是非常不错的，所谓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嘛。但深究一下，他的“知”仍然是知“天理”：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孝悌忠恕；“行”，同样也是躬行这一套。照他的说法，“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说白了就是“知”了即“行”了，“行”了，即“知”了，这就是所谓“知行合一”。当然，我并没有认真去研究过“王学”，自然难以领悟“王学”的精妙之处。不过，就是那一套所谓的“天理”，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都牢牢地缚住，任何人想有所作为就太困难了。李政道博士对王阳明“格”竹子很是难过，人家西方科学家“格”的太阳和地球，“一方面由于望远镜的发明，他们已做了大量的、新的天文观察；一方面他们又做了大胆的理论假设，把太阳变成了一个点，把地球也变成了一个点，做了科学的简化，并通过很精密的计算和观测，提出了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运动关系，得出了新的科学结论。培根实践证实了实验科学的重要性，而王阳明对于近代科学却没有任何贡献”。不仅如此，在修文的龙场山洞中，王阳明的“顿悟”，悟出了“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人心上做”，“所谓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这就难怪李政道博士痛心疾首地说：“王阳明这么一位大学问家变成唯心论者，大家也就跟着变成唯心论。”一直到清末船坚炮利的西洋人打进中国的京师，火烧圆明园，把北京城洗劫一空，还要清政府赔偿这帮强盗屠杀中国军民时耗费的军火“损失”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开始觉悟，才认识到那套“天理”真的是没有“天理”，于是提出要“德先生”和“赛先生”，搞“科学”和“民主”……

　　今天，我们从大儒王阳明身上得到什么教益呢？一方面，要搞精神文明建设，即《管子·牧民》中所说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将亡”，精神文明不搞绝对不行；一方面要搞物质文明建设，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体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王阳明当初挨了四十廷杖，发配到现在的修文县龙场时，看到“草庵不及肩”，“迎风亦萧疏”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改造这不及肩的茅草房，他成天坐在山洞中冥思苦想，想什么呢？还是想他那一套“天理”、“良知”，结果弄出个“知行合一”来。他不去搞实际的物质文明建设，一味地想去开发国民的“良知”，维护“天理”，而百姓不是仅仅靠“良知”就可以过上好日子的，相反，百姓连温饱都谈不上，社会还会安定吗？所以，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缺一不可。

　　当然，王阳明先生对贵州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贵州人民尤其是修文百姓，还是会永远缅怀王阳明先生的。然而，作为“王学圣地”的修文，不能一味地给王阳明唱赞歌，应该对他的不足之处有个清醒的认识。好在我们在修文看到，“草庵不及肩”的景象，通过“改茅工程”早已成为历史。同时，近些年来，修文县大力招商引资，已经形成“菜、畜、果、药”四大支柱产业，百姓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想当初，要是王阳明先生在其位谋其政，多在百姓的温饱问题上动动脑筋，切实搞一些发展生产的实事，也不至于在高龄还要挂帅，四处剿“贼”，弄得心力交瘁而死。

　　作者：华奚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