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师始终盯着眼前的电话，期盼着能有铃声响起。但实际上，一个下午电话少得可怜。在他的心理咨询QQ群上，在线“好友”也不超过3个。“人不多。”他一脸无奈地说。这是昨天记者在下城区农民工心理咨询室看到的一幕。咨询室开放到现在的一个月里，前来进行面对面咨询的人寥寥无几，拨打固定电话的人也不多。

　　现状———

　　热线电话“热”不起来

　　今年七八月份，下城团区委和在杭高校联手在该区石桥、东新街道选择500名农民工进行了一次心理咨询调查。结果显示，一小部分被调查者心理表现异常。他们往往出现强迫、人际关系障碍、敌对和抑郁等症状，有的甚至可能表现出精神病性质的症状。种种心理不健康因素影响到农民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甚至可能危及城市的稳定。

　　为此，两家单位共同组建了这个农民工免费心理咨询室，地点选在农民工密集居住的城北石桥街道永丰社区。据石桥街道团工委书记袁俊介绍，咨询室成立的第二天，五位心理咨询师就通过轮流坐堂和QQ、MSN、小灵通等通讯方式，开始等待需要心理咨询的农民工。

　　每个星期六下午是轮流坐堂咨询的时间。昨天下午，咨询师周老师准时到岗。从下午1点半到4点的开放时间里，固定电话一直很安静，QQ、MSN上人也不多，这让原本不大的咨询室显得格外冷清。

　　实际上，心理咨询室开放以来，除了前两个星期每天有几个人打进向社会公布的固定电话，咨询室一直处于“寂寞”状态。周老师翻开桌子上用于做心理咨询记录的工作记录本，到目前为止还是空荡荡的。

　　据农民工心理咨询室负责人介绍，在他手里的一部小灵通电话每天开机接受心理咨询，一般都能接到几个咨询电话，但打进电话的人比较杂，农民工的数量并不多。

　　追问———

　　心理咨询是富贵病？

　　既然在抽样调查中得出部分农民工需要心理辅导和咨询的结论，为何还会出现咨询室受“冷落”的状况呢？

　　一位心理咨询师认为，问题可能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咨询室在地点选择上过于偏僻，尽管永丰社区农民工较多，但毕竟咨询室面向所有在杭的农民工，交通上的不便可能让更多人无法到达；其二，心理咨询不是简单的聊天和对话，电话、网络等方式尽管便利，但咨询师和咨询者不能面对面，在相互建立信任上就需要长时间沟通，给解决心理问题带来障碍；其三，受中国传统观念等的影响，人们一旦有心理困惑都不会十分坦诚地和其他人交流，“心理咨询室和医院不同，它的主动需求量没有医院那么大”。

　　周老师也说：“咨询室成立后，我接到了社会上不少人电话，说明社会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咨询对象———农民工有多少人知道咨询室还是个问号。”他觉得，对农民工群体的宣传没有到位也是咨询室热闹不起来的重要原因。

　　对此，很多在永丰社区一带居住的农民工说，还没听说社区里的这家心理咨询室。他们还表示，即便知道这个地方，也不大会去做心理咨询。

　　在石桥路某建筑工地上，记者找到一些冒着小雨施工的农民工。江西人老何说，平时也会遇到一些烦心事，但抽上几支烟、和工友侃侃大山心里就痛快多了，何必去咨询室找人诉苦？他认为，自己很多烦闷和困惑都是和一些生存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我们这么辛苦干活，但赚的钱不多，也没有保障，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没啥心理问题了。”一说这话，他周围的很多工友都十分认同。

　　而另一位农民工笑着说，心理问题都是“富贵病”，“我们都还在为吃饱穿暖奋斗，哪里会去考虑什么心理问题咨询啊。”

　　纵深———

　　更多办法正在酝酿中

　　昨天在咨询室坐诊的周老师认为，就目前整个社会状况而言，关注农民工心理问题还应该有微妙的策略。他建议，在这个群体中间选择一些有威信、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来进行专门心理培训，让他们在农民工群体中间“布点”，来宣传心理知识解决心理困惑。

　　浙江电台文艺台主持人万峰也赞同周老师的看法。他的节目一直也接受情感方面的问题咨询，不少打进直播间倾诉烦恼的人都是农民工。万峰觉得，这种“布点”方式很像性教育中的“同伴”教育。但他同时强调：“这种宣传教育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只能解决一部分专业性不强、容易处理的心理问题，更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还是要专业人员来做。”

　　而下城团区委副书记李骃表示，这是杭州市首家农民工心理咨询室，由于这一块工作刚刚起步，所以他们也预计到了可能出现的问题。李骃介绍，接下来，下城区还将进行一次大范围的农民工群体调查，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并与更多高校建立联系，扩大合作范围。同时还会将心理咨询室的分支结构建到辖区更多的街道，通过走进企业等方式扩大农民工心理咨询的宣传和影响。

　　(见习记者艾丹青 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