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风英

　　身份的危机、媒体口水战、商品文化，对更多的南台湾居民来说，都只是社会的乱相。他们照旧过着平常的日子。白天干活晚上穿塑胶拖鞋逛夜市。对我的爸爸来说，更是这样。

　　他刚做完癌症末期放射线治疗除了早晚人少的时候在附近小学和湖边散散步、打打拳，他足不出户，整天和妈妈在家待着。他谨慎地看守着他生命中的宝贵时间，按时吃药、吃饭、吃补品。屋子里床前、饭桌、墙上、电视边，闹钟、挂钟、手表到处可见。但是他家事国事天下事，诸事不问。

　　有人谈到台海两岸的变化，他会要求换话题。他是个“外省郎”，1949年跟着国民党部队到台湾。退役以后，他成了一个南台湾的普通居民。只不过比普通台湾人更缺乏政治热情。

　　那天，爸爸在沙发上休息，妈妈在一旁小声看电视。镜头来回照着庙会前热情的群众，也把庙前广场四周鲜亮的民宅摄入镜头。妈妈突然说：“看，我们的房子！”这庙口有一栋我爸爸妈妈的楼房，是十几年前买的。现在租给商家作店面。我爸妈以前养过一阵子小鸡，卖鸡蛋作副业。后来，他们用孵小鸡一样的心情，把这栋楼看管得很用心，不时就要刷新整修一番。有一阵我妈妈和我常吵架。我顶撞我妈妈，跟她拌嘴。我爸爸就把我带到这栋房子跟前来，说：“我和你妈呀，辛苦了一辈子。”还说：“你妈妈就是嘴巴急没什么别的。”意思是要我体会他的苦心，不要让他夹在中间难做人。

　　我的父母相当勤俭。他们像很多勤奋的台湾人一样，做可能的一切事情来养家。他们养鸡、种菜、做家庭手工、投资、买地买房子。妈妈年轻时在凤梨工厂做女工，一小时工资是台币一块两毛钱。后来，我妈妈改作裁缝，开洋裁店，一做就是20多年。后来，爸妈存了一点钱，开始置不动产。

　　那时候，我家还住在眷村。眷村对面，隔着铁丝篱笆就是台湾凤梨公司。半夜，老牛们拉着新鲜的凤梨赶到工厂门口。一牛车一牛车的凤梨就在我家门口的泥路上排队，等着一早进厂。老牛们很乖，静静站着。熟透的凤梨汁从板车上流出来，滴得泥路甜腻腻的。牛车夫就躺在凤梨上过夜。有时候他们跟我们讨水喝，从板车上随手拈一个凤梨送给我们。单手把凤梨在手上弹了两圈，新月形带钩的凤梨刀刷刷几笔，就削好了。那些凤梨很甜很甜。新鲜的凤梨心咬起来脆脆的，很爽口。

　　有时候，我们全家出动，到收割后的田埂上去捡残留的稻谷壳，拿回家喂小鸡。为了盖小鸡房，爸爸和军队的叔叔伯伯们自己动手和泥，盖草房，砍竹子，筑篱笆，开地施肥，种青菜。爸爸下班后就抄公文，赚外快。那时候没有影印机，什么都靠手抄，抄一份公文是台币几毛钱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不能带回家抄。所以爸爸在家吃完晚饭还要回办公室去，有时候顺便把我带去做功课。

　　我们家就在军区后边，一翻墙就过去了。我们全家大小，包括妈妈，都是翻墙能手。

　　我放学回家后的工作就是帮妈妈缝衣边。白天妈妈把衣服都裁好、做好、烫好。晚饭后由我把多余的赘线剪掉，用小针打理好，钉上扣子，缝上布边。我特别擅长做布扣子。先把和衣服同样花色的布料剪成一个圆布圈圈，上塑胶扣子模型，缝紧。再把纽扣盘倒扣上去压得严严的，然后缝到妈妈早就用粉笔打好记号的扣眼上去。布扣子的圆布圈要剪得不大不小刚刚好。太大了，扣盘扣不上；太小了，扣盘没有着力点会脱线。晚上做好，隔天就会有人来试穿。袖口腰身都合适的话，就领走了。试穿后偶尔会要修改，腰围放大缩小半公分，袖口放长一点，肩膀垫高一点。这时候妈妈就站在穿衣镜前面，帮客人拉拉袖口，理理衣襟，在衣服上做下记号好修改。妈妈在凤梨工厂做女工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年轻小女工。她们成群的姐妹花，做什么都是一窝蜂，尤其喜欢穿一式同样的衣服。一个人买了一块花布做裙子，隔天一定会有人买来同样的花色要做同式样的裙子。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阵子，台湾流行女式西装裤裙，上身是薄西装，下身是短裤裙。妈妈好几个月都在做同式样的西装裤裙。起先一天做一套，后来熟了，一天能做两三套。到现在我还记得，每天放学以后没完没了地用同样布料做着一式大小的布扣子。

　　妈妈的裁缝生意很成功。其中台湾的成衣加工出口业大盛，手工裁缝没落，但是都没有影响我家的裁缝生意。我家的裁缝店一直到哥哥的老大出世才收业。嫂嫂已经到医院去了，妈妈还在赶一件客人早先预定的衣服。她很兴奋，又着急，一边踩缝衣机，一边喃喃说：“佛菩萨保佑，拜托拜托，过一点钟再让小孩到。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除了家，爸爸说他什么也不想管，也管不了。他只要安安静静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