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里亚娜·法拉奇，意大利著名记者、小说家，9月15日因肺癌在佛罗伦萨的医院里去世，享年77岁。

　　提问有种狡诈的智慧

　　法拉奇是世界著名记者、事业有成的作家、一个文化斗争的积极参与者，晚年她与病痛作了长期斗争，使得她更受人拥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法拉奇的名声达到顶点之时，当时她的针锋相对的采访技术炉火纯青，包括以色列总理沙龙、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国际最有名的政治人物都领教过她的厉害。基辛格当年为了促进越南停战而牵头举行巴黎和谈，法拉奇来采访他，他回忆说，那场对谈是“我和新闻界打的交道中最具灾难性的一次谈话。”法拉奇一会儿咄咄逼人：“你不是个和平主义者，对不？”一会儿又倍加谄媚以诱使基辛格钻她的圈套。基辛格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的牛仔，这话被法拉奇抓住，基辛格被追问得下不来台以致想收回这一说法。不料法拉奇已经把访谈录了下来。

　　《纽约客》的一篇人物剪影中写道：“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是存心要人烦躁不安：她每一次采访都具有有计划的攻击性，经常提到欧洲存在主义，表现出一种不安分的、狡诈的智慧。”为了从政治人物嘴里得到想要的东西，她不惜采取各种手段。1979年，伊朗伊斯兰教革命爆发后，法拉奇披了一件伊斯兰教披风在圣城库姆采访了霍梅尼，问了他一些有关伊朗的快速死刑的问题，在离开的一刻她摘下了披风。

　　她最有名的一些政治人物访谈结集出版于1976年，书名定为“采访历史”，这些作品显示了她作为记者的天才以及她的坚定信念：记者有塑造历史的义务。新华出版社曾多次出版她的政治人物访谈，并于1988年合为一册全本，书名为《风云人物采访记》。

　　但是法拉奇也是个毁誉参半的人，事实上，她的姿态虽然充满正义色彩，但很难谈得上客观，这使得她在职业道德问题上经常受非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1年，刚刚结束战争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开始和谈，但法拉奇突然杀到，连哄带骗地让巴基斯坦当时的总理阿里·布托说出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智慧配不上她父亲尼赫鲁”的话。此言一出，和谈戛然而止。

　　法拉奇说过，她不认为自己的立场应该是客观的。“我是法官。我是唯一的决定人。听着：如果我是个画家，我给你画肖像，我有没有权利按我自己的意愿画你？”

　　小说同样关注现实

　　2001年9月11日之后，法拉奇忽然从长期的自愿流亡中冒了出来，在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3页长的文章，猛烈抨击伊斯兰人。文章内容被收进一本名为“愤激与狂怒”的书中，她在那本书里骂穆斯林是“像耗子一样繁殖”。她发出警告说：“美国倒了，欧洲也要倒，伊斯兰宣礼员会取代教堂钟声，穆斯林披风会取代迷你裙，骆驼奶会取代白兰地。”一代激进左派新闻精英因“9·11”而突然右转，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

　　法拉齐1929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她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帝国中长大，但在少女时代就和父亲一起参加意大利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她开始从事新闻业。上世纪50年代，她已经成了一名成熟的战地记者，从越南战场发回报道。1968年她到墨西哥城参加学生示威，军警开枪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她身中三弹。

　　她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而非记者，她在《人》这本小说中讲述了个人经历———《人》是一本描写她的恋人、希腊革命者阿莱克斯·帕纳古里斯的相当忠实的传记。当时她因参与一起行刺希腊独裁者乔治奥斯·帕帕多普罗斯的计划而入狱，出狱两天后结识了帕纳古里斯。在那本小说中，一个集火热的革命激情和冷酷的道德良知于一体的典型革命者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她的另一本文学作品《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也是她在怀孕三个月时创作的。

　　当然法拉奇也有非自传体的小说，但仍旧关注当下现实。小说《印沙安拉》就是一个发生在1983年黎巴嫩的意大利驻军中的虚构故事。在美国和法国维和部队相继成为自杀性卡车炸弹袭击的对象后，意大利军队已经人心惶惶，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三场卡车爆炸的目标。

　　法拉奇晚年逐渐隐遁，时而到自己在曼哈顿的豪宅、时而又回到意大利托斯坎纳大区的一幢别墅里生活，行为古怪。她即使在和肺癌搏斗的时候都吸烟不止，直至生命燃尽。2002年1月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吸烟不会感染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