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属支行和一商家签订《订货合同》，最终因无法履行而违约，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因此败诉而“埋单”905万元。分行随即将自家松江支行的前行长推上了被告席，要求其为“错误的越权行为”赔偿同等数目的经济损失。昨日，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开审了这起劳动合同纠纷。

　　合同违约引发巨额赔偿

　　双方的纠纷缘于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场败诉。

　　“2005年4月15日，宁波鹰达箱柜实业有限公司向我们提起诉讼，原因是我们尚未支付购买保管箱的货款，”原告代理人庭上表示，“之前分行方面对此毫不知情。”按照原告的说法，其间在松江支行担任行长一职的朱女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2年11月，松江支行与宁波鹰达箱柜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保管箱订货合同》，按照银行规定，支行无权对外签订该合同，也不能自主决定购置保管箱。由于宁波公司拿不到货款，因此发出一份《催讨函》，但朱行长的做法是，既未取得上级授权，也未告知分行，就擅自在函件回执联上签署了‘函已收到，保管箱业务还在报批’字样，而且对于对方提及的‘保管箱安装调试后交付使用’等不实情况也予以签字确认。”

　　据了解，宁波鹰达公司将保管箱放置在松江支行营业部的仓库内，由于保管箱未进行验收，导致松江支行开办的保管箱业务未获上级、公安部门和其他监管部门的批准，至今无法使用。

　　最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松江支行承担合同价款、违约金及相应利息等共计905万元。在原告看来，朱女士直接导致了败诉，并严重违反了双方间的劳动合同，侵犯了银行的财产权益。

　　原告指责被告“未经授权”

　　昨日庭审期间，原被告双方就朱女士的合同签订行为属“经营性租赁还是投资管理”，以及“在审批程序上是否越权”展开了激烈辩论。“按照银行的内部规定，支行在购置固定资产时需要向分行上报，经审核后由北京的总行进行审批。因此在银行的投资管理上，支行仅仅负责核算，即便分行也无权进行审批。”原告代理人庭上指出，“而朱女士‘擅自’的行为未征得支行上级部门的任何授权，而且有意隐瞒了这一‘业务’信息。”

　　对此，朱女士的代理律师反驳称，松江支行的合同签订程序符合银行内部规程，并举出例证称，朱女士的行为应为“经营性租赁”而非原告所称的“固定资产投资”，“这项‘租赁’业务是由一家房产公司委托松江支行代为招标，事先得到了总行方面的相关审批，出具的意见表明总行已同意实施保管箱项目。”

　　被告反驳事出程序变更

　　对于这一指责，被告方解释称，分行前后两任行长的更替导致了松江支行的“保管箱业务”陷入僵局。

　　“松江支行向分行书面提出保管箱项目申请后，得到了当时分管行长的同意，而在原行长调任后，新上任的行长要求重新审批，而根据2002年12月的审批程序，因为保管箱业务不属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松江支行的合同签订行为并不需要总行的批准。”被告据此认为，原告所依据的诉求事实与真相不符，恳请法院驳回对方诉请。

　　但原告称，因为审批最终要由总行给出，因此上级自始至终未同意这一由松江支行提出的租赁方案。

　　昨日庭审结束时，由于银行方面不同意调解，法庭将择日作出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