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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各国“中国通”
中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热潮，中国学——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在外国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记者从西班牙的一位学者处得知，现在西班牙已有4所大学开设了关于中国的课程，而10年前这个数字为零。巧合的是，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学论坛，也吸引了众多外国学者前来参与。外国人怎样研究中国？中国学的发展情况如何？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几位参加论坛的“中国通”。
米亚什尼科夫：“三大契机”促俄罗斯中国学发展
“俄罗斯中国学的发展面临着历史的机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亚什尼科夫鲜明的观点让人印象深刻。作为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通”，米亚什尼科夫长期从事中俄关系、中国学的研究，特别在中俄历史关系研究上颇有建树。为此他获得了多项荣誉：苏联国家“友谊勋章”、俄罗斯科学院卡列耶夫奖等。
据米亚什尼科夫介绍，目前中俄关系，尤其是俄罗斯的中国学正面临着“三大契机”。今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这是两国四百年历史中首次出现的情形。今年5月，300多个俄罗斯组织来到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向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扇了解俄罗斯的窗户，相信明年的俄罗斯中国年会给中国学的研究带来更多的素材。
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中俄两国取得共识，要加强与十多个亚洲国家进行安全问题、多边经济合作问题的对话。上合组织将成为欧亚地区新生的力量，中俄两国也将在组织中起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在圣彼得堡的八国峰会上，中国、俄罗斯两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在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上要共同合作。中俄更加紧密的合作，促进了双方的交流，俄罗斯的中国学获得了发展的良机。
杜进森：越南正在兴起中国热
“越南正在兴起中国热。”正在参加第二届中国学论坛的杜进森教授告诉记者。杜进森，历史学博士，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两年前他来上海参加了第一届中国学论坛。
在越南，中国热被专家归纳为三个“越来越”：学中文的越来越多，研究中国的越来越多，到中国学习旅游的也越来越多。在河内，可以吃到很正宗的中国菜，一家中式酒楼，全部中式装潢、中式餐具，女服务员穿统一的旗袍，中国人来到这里，可以产生回家的感觉。
中国热的兴起，带动了中国学的研究。“对越南来说，中国的发展为越南带来机会和挑战，但机会多，挑战少，甚至挑战也可以转化成机会。”这是研究中国多年的杜进森对新时期下中越关系的理解。
傅熊：只做自己喜欢的“汉学”
“中国学？不，我研究的是汉学，不是中国学。”傅熊微笑地摆摆手，纠正记者的“错误”。作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与中亚语言文化系主任，一口流利的中文，满脸的络腮胡子，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身材，傅熊教授令人印象深刻。
傅熊进一步解释，他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不涉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对于会上讨论的汉学与中国学的异同，傅熊对此不置可否。“这是他们的事情，我只管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傅熊不仅长得颇具特色，做起学问来也个性十足。“事实上，我已经不管那些繁琐的行政事务了，我现在只对自己研究的东西感兴趣。”
当问及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文学和哲学时，傅熊告诉记者，当年读大学的时候，鲁迅的那种批判式、讽刺性的文章让他“疯狂”。“也许是正处于那个叛逆的年龄使我对鲁迅感兴趣。但正是从那时候起，我被中国文学深深地吸引了。”
白永瑞：中国学与东亚文化认同
白永瑞，韩国中国研究会会长、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分论坛“传统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变”第二场的主持人。一套深蓝色的西装，一条鲜红领带，白教授冷静而又机敏地维持着学者们的讨论。
在讨论中，与会学者对汉学、中国学的划分及发展方向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出于主持人的身份，白永瑞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会后，记者提起会上的辩论，问他对中国学的发展怎么看。白永瑞说，中国学的发展应该加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研究中国现实的问题，这样中国学的发展才更有生命力。
据了解，白永瑞主要研究领域是近代东亚文化认同和中、日、韩的亚洲观。因此他的中国学融入了专业的元素。“中国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历史的研究，应当考虑到中国、韩国、日本的历史，甚至整个东亚的历史。”白永瑞说。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面对记者提问，白永瑞说，早在1972年还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在对韩国社会反思的同时，他逐渐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就这样，我慢慢开始研究中国，直到现在。”白永瑞对当时的情景似乎仍有回味。
加加美光行：中国学研究应该“内外有别”
略带微笑的脸庞，彬彬有礼的待人方式，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教授，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据了解，该中心联合世界上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所名门大学，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研究新时代学者，是一个中国学的学术研究和评价的平台。
“中国人研究中国学，与外国人研究中国学，应当有所差别。”作为“国际中国学”这个名词的提出者，加加美光行的观点也具有“国际性”。由于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目的不同，尤其是中国学者，应该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中国的进步做出贡献，而外国学者的研究没有这种主人翁的态度。另外，双方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那么对中国学的研究也应当内外有别。
“运用科学研究的思维，使目的与手段相一致，这是中国学的研究方法论。”这是加加美光行对自己本次大会论文《国际中国学方法论》的简单诠释。
加加美光行研究中国已有39年了，说起自己事业的开端，他对大学时代的恩师充满感激。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召开，还在读大学的加加美光行对此非常感兴趣，就向当时的导师咨询，导师告诉他，那就研究中国吧。没想到这句话竟成就了他的终生事业。
本报见习记者 陆益峰
米亚什尼科夫
加加美光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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