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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4日，奥莉娅娜·法拉奇在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小诊所去世，享年77岁。
她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之一、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一个人跻身于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被视为了不起的成就，何况得到了这么多领域的认同？为什么她成为了法拉奇，而不是其他人？
舞台中心的主角
法拉奇从一开始就找到了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把写文章当作是供自己表演的舞台。“我是一名演员、一个自我中心者。只有把我放入报道中，这个报道才是最好的”。
从小博览群书，有着良好的文学功底，这让法拉奇在从事新闻写作时如鱼得水。1968年9月，第19届奥运会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举行，此举招来的是大规模的学生反政府运动。法拉奇在报道中让事实说话，但通过自己传神的报道依然牢牢占据着戏剧舞台的中心。在一次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受重伤，她在《奥莉娅娜·法拉奇报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中讲述了她的历险经历：“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我听到人们在呼喊……我左边那个人受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水管，水向我们喷射过来，我们……浸泡在被血染红的水里。”法拉奇的文字具有类似历险小说的特征，率直有力，引人入胜。附带的照片有力地补充和说明了她的个人形象。法拉奇通过文字巩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对专制主义，一位追求自由与公正的女记者挺起了胸膛。
法拉奇把写文章当成了供自己表演的舞台。她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观点、见解、感情和倾向融入报道中，对所写人物自由地进行道德判断。她极少借助纯粹的记录性陈述，而是始终在叙述中掺杂着个人的感受。这种写法招来了不少非议，尤其在报道立场或政治立场方面。然而，法拉奇却说，她不认为自己的立场应该是客观的：“我是法官。我是惟一的决定人。听着：如果我是个画家，我给你画肖像，我有没有权利按我自己的意愿画你？” 作为一名记者，介入新闻报道使文章自始至终都令人激动。在报道为采访玛丽莲·梦露所做的种种努力中，她将自己寻找梦露的过程活灵活现、生动细致地描绘出来，让读者与她一起体验寻“梦”的激动。她采用第一人称的报道方式，让整个世界都把她为一睹女星风采而进行的艰辛历程当作中心话题来谈论，展示出她自己的个性。梦露没有见到，但人们却认识了一个明星般的女记者：意大利读者为法拉奇疯狂，而不是为梦露；美国最大的城市关注着法拉奇的努力，记者们都想报道她，四处追随着她。她把自己的声音、把悬念融入叙述，让读者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文章结尾，邀请梦露方便时到她家做客更使报道充满了喜剧化的色彩。
但她却没有牺牲过准确性的原则。
真正使她赢得巨大荣誉的是对越战的采访。她以《欧洲人》周刊记者的身份来到越南采访越战，在战争中数次被弹片击伤，幸好及时被送到医院救治。之后她开始了一场“探讨事实真相的战斗”，及时而又切中时弊的文章被世界各国的报刊广泛刊载或转载。
她成为一个锋芒毕露、渴望控制他人的那位“法拉奇”，在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不断重塑和强化着自己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已然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明星。“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作过程中的典型代表”。
犀利提问背后的藐视权贵
让法拉奇闻名于世的还有她曾采访过世界各国的政治巨头。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面对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她始终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她的采访方式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更像吵架———与各国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吵架。这种方式让全世界为之叫好，却让那些大人物感到“害怕”。
这与法拉奇桀骜不驯、藐视权贵的个性有很大关系。法拉奇曾经说过：“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
她向往绝对自由，极端痛恨权力，认为暴君或总统、刽子手或将军、受人热爱的领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的和可憎的。或许正因如此，当她采访这些人物时，总乐于提出刻薄、刁钻、尖锐甚至尖酸的问题，令对方头疼不已。而她正是以提问尖锐、言辞雄辩、透视独特、资料新颖的新闻个性而影响日增。许多叱咤风云的政坛要人都在她炮火般的问话中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正好是她想要的。
在法拉奇眼中，基辛格是个“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在采访他的时候，她问道：“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这种问题，大概只有从法拉奇口中才能问得出。
除了勇敢者无畏的精神，法拉奇在每次采访前都要做认真、细致、严谨的采访准备，因此才能够面对众多世界政治风云人物时不卑不亢，主动进击，写出一篇篇独树一帜的政治访问记。
成功的谈话方式也十分重要，法拉奇善于提出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出其不意的问题，让对方不知不觉地掉进圈套。
在采访南越总理阮文绍时，她想获得他对外界评论他是“南越最腐败的人”的意见，当直接问他时，阮文绍矢口否认了这种传言。法拉奇于是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了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了上述问题的肯定答案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澄清这一“传言”，他不得不详细道出他的“少许家产”。如此一来，阮文绍是否真的如传言中的那么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富裕，已呈现大家面前，读者大可从他所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她同样借问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是否会永远悬挂着来了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法拉奇的每一次采访都提供了一次令人神往的示范：表面上是犀利的提问，本质是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就凭这本书，法拉奇确立了她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
除了自身的因素，法拉奇的人生经历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她亲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她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些丰富的经历与她的成功相互交织，才塑造出了明星般的奥莉娅娜·法拉奇。正如《纽约时报》在法拉奇的讣闻中所说：“奥莉娅娜·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
现代社会资讯纷繁，但有个性、有思想、有穿透力的资讯却越来越少了，正因如此，法拉奇才格外引人瞩目。她的影响力在现代仍然不容忽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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