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黄金周前夕，记者到河北省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访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马玉坡告诉记者：“每年要送出3万多张得罪不起、拉不下脸的‘关系票’，近300万元门票收入打了水漂！”

　　当前，像雾灵山风景区这样，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拉关系、送人情的现象，在全国各风景名胜区已成见怪不怪的现象。人们呼吁：这种腐败风也该刹一刹！

　　挡不住的“人情票”

　　雾灵山，地处河北省兴隆县、承德县和北京市密云县三地交界处，属燕山山脉。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峰峦叠嶂，山岩峻秀，古木参天，鸟兽繁多，被称作华北植被类型的典型代表。

　　马玉坡说，到雾灵山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不少人是大大小小官员带来的“熟人”和“关系户”，这些官员或伸手要票，或要求为“关系户”免票，成了管理局最头疼的事。“雾灵山管理局为此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即使这样，每年也要送出3万多张关系票，按每张门票91元计算（90元门票钱和1元保险费），仅此一项，保护区每年损失近300万元。”

　　“免费旅游的人太多，保护区应接不暇，可不能是个干部就可以带人免费旅游啊！一次，我们跟某县就‘关系票’数量进行协商，最后确定每个副处级以上干部每人一次可免费送10人上山。本来以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的是，很多人会钻空子。有个副处级干部把关系户送到景区门口后，再返回去接另一批，一天之内竟接送了四批共几十名游客。”

　　为应对“多趟送人”现象，管理局只好又在景区内增设了一个验票点，进行二次查票。有些“免费游客”说自己是领导送进来的，我们就问：你们是领导的朋友，那领导怎么没陪呀？坚决让这些人先补票再进山。

　　“我曾对某县领导说，管理局从每年贷款中拿200万元送给县里，你们用这些钱再来买门票行吗？他们不同意，说200万元哪够？”马玉坡说，有一年协商“关系票”时，管理局曾提出，每年白送15000张关系票，由县委办公室负责分配，不足部分自行购票。县委办主任仔细琢磨后，一个劲儿摇头，说县里熟人多，哪个局每年不来朋友，15000张肯定不够。还说，分票这件事太容易得罪人，给谁不给谁都不好办。

　　惹不起的“执法部门”

　　“带人免费旅游、送关系票，眼下好像成了一些干部的特权，我认为，这背后是某些政府部门、官员特权思想在作怪，是一种腐败现象。”马玉坡说，“现在讲改善执法环境、投资环境，可真正做起来难度很大，特别是我们面对方方面面‘权力部门’时，谁都得罪不起啊。”

　　“有一年，电力部门一个普通电工带了不少熟人上山，景区工作人员让他买票，得罪了他，下山后就拉了我们的闸、断了电。这么大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宾馆、饭店、旅游服务设施等，没电怎么行，肉都会烂在冰箱里。无奈之下，我只好找承德市委书记，问题才得以解决，但这也得罪了不少人。”马玉坡无奈地说，风景区每天都要面对国土执法、环保执法、旅游执法、消防检查等人员，类似遭遇很多。

　　“还有个别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假执法、真旅游，以执法名义来旅游。”马玉坡说，有些部门来人了，不说带人来旅游，而说是来执法，亮出证件逼着景区工作人员给他们免票。“我们这里又没什么违法情况，你来执什么法？你来执法可以，有必要带那么多人吗？如果是暗查，你可以买票暗查呀！”

　　马玉坡接着说：“近几年，管理局不断修改限制办法。有些日子，规定有局领导的电话才可以放行，结果有个别工作人员冒充局领导打电话说谎，并以此收黑钱。没办法，管理局后来下了死命令，任何人的电话都不管用，必须是管理局主要领导写条子或亲自带着去，才能开门进山。没有领导或条子，免费旅游一律免谈。”

　　近年，雾灵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限制了不少“免费游客”，因此成为不少地方官员眼里的“山大王”，得罪了不少人。记者在景区一山门处暗访时，工作人员表示，除非买票或三位局领导批条，否则一概不许上山。

　　治治“免费旅游风”

　　据了解，为发展旅游业，保护生态环境，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已经借贷1800多万元，每年的利息就有100多万元。马玉坡说：“管理处有200多名工作人员，那么多人总得吃饭吧？可领导批的条子太多了，怎么养人怎么还贷款？‘免费旅游风’真该治治了，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再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送人情了。”

　　“关系票”已成为我国风景名胜区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使各个风景名胜区面临生存压力。马玉坡举例说，有一个粮食局局长来要免费票，我说：你们是企业，我们也是企业，你拿白面来换门票行吗？粮食局长说这可不行，我说我们白送票也不行。虽是一句玩笑话，但道理是一样的。当前，一些特权部门、特权人免费到风景名胜区旅游已成为普遍现象。雾灵山每年送出的3万张“关系票”，其实只是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

　　一些风景名胜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中生存，不送“关系票”会被看作不讲人情，不给领导面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讲“政治”。老实说，有些朋友或领导来了，适度的免费旅游未尝不可，但总要有一个度。他们认为，治理“免费旅游腐败风”还任重道远。

　　观察家言

　　行业腐败

　　已渗透经济生活众多领域

　　孙立平

　　近来，行业腐败这个概念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流行起来。前一段时间，一些行业中的福利腐败问题，曾引起人们的广泛抨击。如一些公交、地铁等行业的职工甚至家属可以免费乘车，一些铁路职工出门坐火车不用买票甚至可以享受卧铺待遇，一些电力行业职工享受福利免费或优惠用电，一些电信行业领导、职工免费装电话、优惠打电话，某些燃气行业职工免费或优惠使用燃气，一些医院内部职工看病免挂号费等。然而，福利腐败只是行业腐败现象中最表面的部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行业腐败的现象已经相当广泛地渗透于我们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之中。但最近这几年，一些平时很少为人们所关注、似乎也不拥有公共权力的“冷门行业”，也不断曝出行业腐败新闻。

　　比如，殡葬行业几乎是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行业，但在最近几年中，行业腐败的消息却频频传出。在井冈山一些旅游景点，私分门票款的现象一度相当普遍。据说，除了大景点扫地的人，其余所有在这些景点工作过的人员，无一幸免地参与了私分作案。孤儿院也是人们很难将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媒体曾披露，某孤儿院院长的座驾竟然是奔驰600。这说明，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已经深深浸透到社会生活的一些边远角落。

　　有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2004年，国土资源、建设、交通、金融、工商、公安、税务、海关等八大系统已有8000名处级或以上干部因经济犯罪被判刑，有1350多名官员外逃或失踪。接着波及的是垄断部门，比如电力、电信等行业。

　　垄断行业之所以常常成为行业腐败的集中地，也许在于我国垄断企业的特殊性，即我国目前情况下的垄断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垄断，而是带有权力背景的垄断形式。最后所波及的则是凭借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或技术霸权拥有市场权力的部门，这种市场中的权力使得他们具有一种使他人屈从的能力。其中医疗行业中的腐败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一种。

　　由于权力腐败现象在向整个社会蔓延，导致了一系列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现象：

　　首先是腐败和非腐败的边界在模糊。这不仅在社会认知的层面上如此，甚至在法律层面上也如此。比如，前一段发生的医生收取“红包”是否属于商业贿赂的争论就是一例。北京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负责人称，“红包”是指医患之间收送的礼金，收送“红包”是不正之风，也要认真进行治理，但与商业贿赂是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更多的媒体舆论则认为，医生收受“红包”绝不仅仅是行业不正之风，而是一种严重的受贿行为。因为公立医院应该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更有媒体称，卫生管理部门的上述说法“是个危险信号”，按照这个逻辑，卫生局怎么可能有力打击医生收受甚至索取“红包”的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则指出，国有医院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取药商回扣的行为，属于“从事公务”，以受贿罪论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因为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医生的处方行为对国有单位的药品采购、销售和民事责任承担有直接的影响，属于“从事公务”，其利用处方权收受药商的回扣，构成受贿罪。但在裁量决定刑罚时，完全可以综合考虑诸多情节，对其做出适当的裁决。这里所说的“诸多情节”，其实也佐证了界限模糊的存在。

　　由于腐败与非腐败之间界限的模糊，历来被抨击或被谴责的腐败似乎在社会中开始具有某种“正当性”。去年曾发生一件趣事，广州地铁公司总经理解释为什么职工甚至其亲属可以免费乘车问题时，说这是“反恐”的需要，因为“地铁员工的力量毕竟有限，而地铁公司又希望每趟列车在碰到任何情况时都有人能够及时地指导救援，那么这些地铁职工家属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地铁义务安全员的重要职责”。此事曾引起舆论广泛抨击。其实，仅仅看到这些理由荒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理由实际上起着强化腐败的正当性的作用。

　　腐败与非腐败边界的模糊，以及腐败的“正当性”的形成，既加快了腐败的扩散速度，也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一种腐败文化的形成。在这种腐败文化中，人们不得不接受和认同腐败，不得不习惯用腐败的观点看问题，用腐败的观点指导生活，最后导致社会生存基础彻底被瓦解。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