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居住会如何改变中国，也不管改变的程度有多深，甚至不去管改变的最终方向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居住一定能极大地改变中国。”这是SOHO中国潘石屹的观点。

　　像潘石屹一样，许多人心中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居住小康”的实现过程最终将改变人们的生活。

　　国家建设部去年年底提出小康之家的标准：2020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预计达35平方米，每套住宅平均面积达到120平方米。其中，厨房面积不低于6平方米、卫生间不低于4平方米、主卧室面积不低于12平方米。

　　当然，这套“居住小康”的定量指标被不少人质疑。与此同时，房地产界的“新都市主义派”正方兴未艾，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先生提出，新都市主义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旧城区城市规划和住宅建设对自然生态的引入、保护、存留，二是郊区住宅区建设对人类(人文)生态的引入、保护、存留。新都市主义者认为，将现代生活的诸种要素重新整合，能求得人类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存并呈交互性发展。

　　以上都是对“居住小康”改变生活的一些美好设想，也有学者独辟蹊径，以其独到而深刻的诠释为“居住小康”抹上了一道奇幻的色彩。

　　居住小康该是玫瑰色

　　顾晓鸣是复旦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两年前他提出所谓“玫瑰居住”的理念，在他“玫瑰色的小康居住”理想中，人们通过居住条件的改善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增加自己的快乐和福祉，从而，“居住改变居住者”。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顾晓鸣把住房首先看作是人的情爱和情感关系和人际生活的结晶和载体，提倡努力研究人类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至今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并认为只有实现了各种关系和谐愉悦的居住才算是真正达到了“小康”，而且，那样的一种人文环境应该是“玫瑰色的”。

　　“居住的小康其实意味着‘居住本体的回归’”，顾晓鸣反复强调的是，居住者是“居住”的本体，居住者与开发商和物业管理者、居住者与居住者的活生生的关系才是“生活”本身。

　　建筑人类学和人类居住史的研究表明，人的居室的形态根本上是由人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家族及氏族形态决定的，从母系社会的老祖母主持的大家庭到小夫妻及子女的核心家庭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庭形态，促成了不同结构和风格的住宅和居室。

　　顾晓鸣以上海的石库门为例，“小小的石库门中，父母子女以及扩大的三代同堂，得以同居一个住宅单元，男女长幼各得其所，人伦关系井然有序。”他认为，石库门的建筑构造不但体现了传统住宅和门庭与上海开埠以后西式住宅里弄的结合，而且更体现出在海纳百川的上海城市中，从不同地区来的家庭的生存状态。

　　就人类一般而言，正是因为男女两情相悦，才有家庭的发生，有了家庭才有居室的建筑，而住房的首要功能便是生育后代、世代交替的场所，从这个角度来说，住房的定义是什么？顾晓鸣在全国房地产开发高峰会议上曾诙谐地说：“住房是造人的‘车间’”。

　　“一套居室的结构，首先要有利于夫妻的生活和子女的养育，要有私密性，亲昵性，例如卧室对于进门和餐厅、大厅而言，要有幽深的层次感。”同样道理，在孩子从婴儿到成年的漫长过程中，幼时父母如何既能让其独立生活又便于照看，长大时如何让大姑娘有自己的闺房，大小伙有自己的隐私等等。在跨度10、20年的养育过程中，孩子的起居、游戏、学问、课余爱好等等活动与居室结构密切相关。因此，顾晓鸣提出的“玫瑰居住”不但把“建筑”(房子)变成“居住”，而且要进一步把“居住”变成“关系”——家庭内外人与人的活生生的情感和生活的关联及活动。

　　在顾晓鸣看来，如果把人的生命、情爱和后代的教育看作住宅的本质和内涵的话，那么住宅小区的本质和内涵就是住户的职场成功与家居的密切交融互动，人与邻人的资源、信息、情感的共享和社会互助。

　　居住小康还该有诗意

　　“人，诗意地居住。”这是多少人为之动容的梦想。顾晓鸣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海德格尔的这句名言背后，暗含的是科学的、工程效用性与“诗意的”、生存的人文性的结合。海德格尔从德文字的“建造”和“建筑物”的词源中，分析出这个词本身含有“人的生存”、“培育”、“文化养成”、“栖居”等等意义。

　　事实上，伴随时代变迁、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众多房地产企业家在旧城改造与住宅郊区化过程中纷纷高举“新都市主义”的旗帜，他们提出的从“居住改变中国”到“居住改变生活”的口号，推动了公众对住房和居住文化的认知，也为开发、营销、物业提出了新的标尺。

　　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小康的概念是发展的，经济学从来不对小康下准确的定义。的确如此，“居住小康”的数据指标也在不断发展：政府小康社会目标中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2平方米，上升到2020年的35平方米。

　　然而，正如顾晓鸣所理解的，“居住小康”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或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多少、也不仅仅在于室内设施或设计的豪华程度，而更多的是一种家常的温馨，一种人们的生命关系、生活关系、亲属关系、社区街区关系的高度和谐，这种由活生生的人及其民主平等和睦的关系组成的合多为一的人文和生态，是居住环境的本质。

　　顾晓鸣认为，进一步讲，玫瑰色的人文环境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一种活生生的可生长会“生育”的状态，瞩目于居民交往的场所、通道等等的规划和营造，促成了居住者的“接触度”和“可及性”，从而使不同的文化和资源相互交融相互生发，小区的风格和形态，社区的建设处于不断的互动共创之中，日新月异。

　　当“居住小康”到来的那一天，可以想象的是，开发商根据本地区的目标居住者的行为和家庭关系已有细致入微的研究和设计，有哪些重要的日常家庭活动，家居的各种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储藏室取物怎样方便；另外，楼中的生活空间，小区中人与人相会相聚的场所、甚至小小通道中可能走过的婚礼的行列，小夫妻与孩子嬉玩留下子女成长瞬间的景点都精心布置；物业管理则研究业主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在普遍服务的基础上，推行个性化服务，住户深切感受到物业管理人员和小区保安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心情天天好，见面常常笑，一种互动的融洽气氛弥散在楼间景中。举止文明，善解人意，居住的建造者和管理者与居住者形成良性互动，在深层次中改变了居住者和企业。

　　马克思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照此逻辑推演，居住就是各种居住关系的总和。“小康”包含的另一层含义是“康乐”，其讲究的是生活质量、情感质量乃至心灵质量，“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住到哪里去？”在学者顾晓鸣看来，这或许才是每个“居住小康”的追求者与缔造者最终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主要观点均得益于复旦大学历史系顾晓鸣教授，特此向其表示感谢)(张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