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36年(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前，在南京任吏部尚书的严嵩，说他是个文人，是个诗人，或者，加上“著名”，都是可以的。那时，他纱帽翅上的“缨”，还用不着“濯”。因为明代开国定都南京，永乐迁都北京后，仍在南京设了一个稍小的，与北京却是同样设置的中央政府机构。但是，派到那里去做官的，通常都属于非主流的二线人物，所以，在南京时的严嵩，很有时间游山逛水，吟诗作文，以风雅著称。次年到了北京，来给皇帝祝寿，留在了翰林院修《宋史》，随之入阁，纱帽翅上的“缨”，开始抖了起来，按捺不住的本性，便逐渐暴露了。权力这东西，落在品质不佳的人手里，便是一种恶的催化剂。于是，“凭借主眷，骄子用事，诛夷忠臣，溃败纲纪，遂为近代权奸之首”。这时候，连“濯缨随处有沧浪”那种假姿态、假清高，也没有了。

　　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的严嵩，发迹太晚，等到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其年五十六岁。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受到明世宗朱厚重用，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已年过花甲，高寿六十二了。那时，虽无到点退休一说，但他不能不考虑到上帝留给他贪污的年头，无论怎样抓捞，为时不是太多。于是趁早赶快，将他实在不成样子的“短项肥体，眇一目”的儿子，提拔起来，作为膀臂。这样，独眼龙得以“由父任入仕。以筑京师外城（功）劳，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明史》）。

　　这一次，被嘉靖彻底冷落的严嵩，再也无法救他的儿子一命了。不过，他很纳闷，法司黄光升奏的这一本，为什么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

　　法司黄光升角色虽小，在官场厮混多年，也成了精。他算盘拨拉得很明细，第一，严嵩虽然致仕归田，风光不在，但嘉靖只是讨厌他，并不想收拾他，时不时还念叨他的“赞玄”之功，谁知他会不会起复，又杀回来呢？第二，严世蕃就更不是好惹的了，此人朝上朝下，党羽密布，京内京外，网络沟通，是一个气焰嚣张，罔顾一切，什么卑鄙龌龊都做得出来的坏蛋。多少年来多少人上书奏本，揭发告讦，都未能奈何他分毫。如今贸然参他，犹如老鼠捉猫，弄不好，会送命，因此，黄法司的心里，一直打着小鼓。可首辅徐大人如此器重，不得不硬着头皮应承。

　　徐阶不理睬他的怯懦：“你就照着我说的这几条上书。”于是，口授以下诸条：

　　一，严世蕃在他老家江西南昌，盖了一座“制拟王者”的府邸。二，严世蕃在京城与宗人朱某某，“阴伺非常，多聚亡命”。三，严世蕃之门下客罗龙文，组死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在进行着武装训练。四，严世蕃之部曲牛信，本在山海卫把守边关，近忽“弃伍北走”，企图“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黄光升笔录后，更是满腹疑云：“就这些？”“还不足以掰掉他的头颅吗？”

　　黄光升当然忐忑，法司定谳，讲究铁板钉钉，务求一槌砸死，绝不能让案犯有翻手可能。可徐大人所拟定的几条罪行，很难自圆其说。第一，严世蕃既然在家乡大兴土木，就没有必要亡命东洋；第二，严世蕃打算逃之夭夭，一走了之，还在京城组织别动队，制造动乱，还着人出走山海关，招致北虏，完全不经推敲，不合逻辑。

　　若是打蛇不死，反遭蛇咬，那后果，岂不岌岌乎危哉他当然要担心的。

　　说实在的，在中国贪污史上，像严氏家属这样实力雄厚，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放手大干的贪污集团，再也找不到第二份。清代的和，上有乾隆罩着，自己位极人臣，能与之相比，但他的儿子丰绅殷德，贵为驸马，不过一个纨绔子弟，比之严世蕃，其无恶不作的水平，要差得多。因此，严嵩六十多岁入阁，与他那“剽悍阴贼”的儿子一起，二十年间，卖官鬻爵，索赂求赇，聚敛无厌，苞苴盈门，搜括天下的家私。

　　徐阶所拟的那些罪状，是这位“阴重不泄”的政治家，冷眼旁观的结果。这些年来，所有劾奏严氏父子者，无一不义愤填膺地采用激将法，以求激起朱厚的怒火，对二严施以重法，但每每事与愿违，徐阶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中国，反贪也罢，反腐也罢，你反的虽是—个具体的人，但实际上你触动的是一个上下左右密切联系的网，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一个与统治者，与警察机构，与舆论公权单位相关连的阶层和制度，弄不好，贪未反成，腐未反成，你先进了局子。

　　所以，徐阶看得很清楚，反严嵩最激烈的杨继盛，给嘉靖上书，最终死于非命，就在于他所控诉的十罪五奸，每一条，批嵩的同时，也在批嘉靖的昏庸失察，这是朱厚绝不能接受的。

　　诸如：“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

　　诸如：“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

　　诸如：“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

　　这无异于揭皇帝的短，打天子的脸，他本是非常自负，性格忭躁，绝对不肯认错的人，严嵩的不是，无不由他起，你数落他，不是找倒霉嘛？自然火冒三丈，下诏狱，杖之百，关在牢里两年，后被严嵩伺机谗害冤死。

　　所以，徐阶改弦更张，不告严世蕃贪污下的金山银山，那让朱厚挂不住脸，眼皮子底下，出了巨贪，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件光彩的事；同样，也不告严嵩父子陷害忠良，制造冤狱，无论如何，推出午门外斩首，总是奉旨行事，朱厚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当皇帝的只有圣明，怎么能有错？哪怕99％错了，只有1％勉强说对，也要大言不惭声称英明正确的。现在，徐阶告的四条罪状，跟嘉靖扯不上边，将他完全撇开，而每一条都是犯上作乱，是要跟皇上过不去的。第一，盖府邸“制拟王者”，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想当皇帝的野心？第二，与姓朱的宗人搞地下串联，是不是要篡权夺位？另立新主？第三，倭寇为明代心腹之患，组成反革命武装，里通外国，投奔日本，是何居心？第四，勾结边外觊觎我大明江山的异族，起内应外合的作用，一旦得势，那还得了？

　　朱厚以最快速度批下来，严世蕃被押往菜市口。

　　据史载，行刑当天，人心大快，相约持酒，到杀头处观看。《明史》载：“临刑时，沈练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学者，以一帛署沈练姓名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观世蕃断头讫，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恸哭而去。”

　　这是一场四百多年前的处决贪污犯的场面，故事虽然很古老了，但历史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那光彩是永远也不会褪色的。

　　蒋红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