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

　　编者按:阿忆在博客公布个人工资收支情况，随即引发教授收入水平是否合理的探讨。10月5日杨凯云先生在本版发表文章《教授收支呈负数什么也说明不了》，直指教授们还有数额不小的项目收入，不应该哭穷，怨天尤人。今刊发两篇回应文章，同时推荐汪丁丁先生的一篇相关文章，批评当下高校研究项目经费膨胀导致学术浮躁。

　　来论

　　项目经费怎能计入教授个人收入？

　　北大副教授阿忆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岗位收入，引起了一番不小的风波。近来媒体上言论多多，同情者有之，嘲讽者亦有之。我作为大学教授中的一员，发现同事们大多不过是摇头苦笑一下而已，不置一辞。如果据实表白，有“哭穷”之嫌；附和“知识分子就应该耐得住清贫”的定论，不仅有些酸，而且也不甘心。教授们面对争议，心情就是如此复杂。我本也打算沉默不语，孰料杨凯云在“时事评论”版发表文章，将教授的科研经费也计入个人收入，以此来证明教授们并不清贫，我看后如鲠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了。

　　笔者做过国家级、省级和厅级等各级课题，自认为还算了解情况，觉得有义务向社会介绍一下科研经费的情况，以正视听。每年，有关科研管理部门都会评审、设立一部分科研课题，有国家级、省级、厅局级和市级等多个级别，还有企业约请科研机构人员参与的“横向项目”。这些项目大多需要科学技术工作者申请，由于竞争者众多，最终能获得立项和资金的只是极少数。即便获得经费，数量也不多，仅够完成这个项目而已。社科类项目，国家级也不过数万元的经费。这些经费只能用于项目研究，不得用于个人生活，否则就是贪污犯罪。这些经费的管理都有着严格的程序。经费下达后，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的财务部门负责管理，根本不可能到达负责人手中。经费使用后，负责人要持发票找本单位科研管理机构和财务部门的领导审核签字，方能报销。

　　一个项目，少则二年，多则数年，未完成之前，不得申请同级别的其他科研项目。杨凯云说他所在的学校仅2005年就有4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教授的项目收入多则四五十万元，少则三五万元，似乎教授的科研经费不仅人人有，而且年年有，这是不可信的。即使有经费，跟教授的日常生活费用也没什么关系，计入个人收入很荒唐。

　　我不想否认教授之中，特别是从事应用学科的部分教授中，有些人比较富裕，但他们只是教授中的少数。多数教授，特别是从事基础学科的，没有什么兼职，生活是清贫的。拿少数富起来的教授来推断教授们整体生活水平，不够公平，也容易引起公众误解。另外，尽管多数教授生活并不富裕，他们之中绝少有人出面“哭穷”。即使阿忆出面了，也不是为他个人，他有兼职，并不穷，他只是在为同行抱不平。常有人对我的住房、家居条件表示不解，因为他们认为教授不应该这样寒酸的。阿忆让社会了解一下教授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坏处。

　　孙春旻(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来论

　　教师清贫是因为教学不受重视

　　杨凯云先生提到高校教授有生存的潜规则和正式规则。其言下之意:正式规则是老老实实教书，拿到学校的工资和收入，潜规则是找到国家级、省级以及企业的项目或靠着“教授”的招牌去四处走学术的“穴”。那么到底何谓“教授”呢？

　　教授是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古话清楚明晰地界定了教师的职责——上课教书乃第一要务。

　　但不知从何时起，“教授不教，讲师不讲”开始“流行”起来:大学里的教授名师纷纷从讲台上消失，尤其是本科学生的课堂上就更难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不授课教授可能是真的悟出了高校教授生存潜规则和正式规则的内涵，要么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出成果，要么只跑项目拿课题，要么忙于开公司，教书显然已经成了“副业”，其他倒成了“正经事”。

　　去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见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颁奖大会代表和北京市优秀教师师德报告会主讲教师代表时郑重倡议教授、名师要上课堂。他说:“有一句名言，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我们现在许多学校，教授、名师不上课堂，这种做法应该改变。”

　　一般地说，教授有三个职责:教学、科研、科研转化。教书育人应是教授的首要职责。教授收支呈负数说明是否重视教育这一首要职责。不过，如果教授收入始终小于支出，谁还能安心教学，谁还能安心于三尺讲台？

　　有些媒体把高校教师划为高收入群体，那么请他们去实地调查一下，达到高收入的教师数量在一所高校中又有几个？绝大多数教师拿着有限工资，超负荷工作，教师“过劳死”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所幸的是，广大教师既然选择这一神圣的职业，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默默耕耘在教学一线。能搞点新知识成果，当然应该得到嘉奖，难道默默奉献于三尺讲台，培养大批英才的教师就不值得赞美吗？

　　教授收支呈负数，还是说明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度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民族的希望在人才，人才培养的重任在教师。只有切实地把教育放在首位，社会才能出现更多的人才，国家才能真正的兴旺。

　　王冬(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教师)

　　推荐

　　远比学术腐败更普遍的学术浮躁

　　最近几年，我周围的朋友们谈到书业，总是要提及每年新出版的书的种类迅速增加这一事实。至于书的质量，他们不敢恭维，多以“滥”或者“烂”字黯然概括。这一现象，可称为“特征性事实”，它要求经济学解释。

　　⑴自2000年以来，在人文社科类学术书店，以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万圣书园”为例，同样营业面积内摆放的各种图书当中，国内学者的著作(称为“内版书”)所占比例迅速上升，故而，若营业面积保持不变，则国外学者的著作(称为“外版书”)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

　　⑵基于我近年来主持《财经》“书评”栏目因而必须广泛浏览和大量阅读中文书籍所得的体验，自2000年以来，内版书当中学术类著作的平均质量呈迅速下降趋势。

　　⑶过去五年内，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相比，非常缓慢。由统计数据判断，后者大约是前者的两倍或三倍。并且，由于与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保持着固定比例，教育经费的年增长率大约是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的三倍。据此判断，由国家教育部控制的每年数千亿元教育经费，应以同样速率高速增长。

　　⑷在全国各高等院校，根据教师们每年必须填写的表格和量化指标数目的增长情况判断，在过去五年内，大学管理机构的官僚化程度迅速提高。并且，由教育部颁发的总量和数额成倍增长的各类“计划”——基地、平台、重点项目……其申报表格和中期验收规定的细则越来越繁复。这一迅速的官僚化过程，伴随着管理者们所遵循的韦伯论述过的“努力最小化”原则的普及，从而使全部量化指标体系及其监督体系迅速演变为一整套空前压抑了科研人员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创造精神的官僚制度。

　　⑸过去五年内，各高校住房分配制度从“福利分房”向“商品房”和“住房补贴”的制度转变，随着这一制度演变过程的基本结束，教师的开支结构相应地发生了显著改变。住房、汽车、子女养育，正在成为这些青年教师的家庭开支的主要项目，并且由于分期付款的特征，这些开支与医疗、旅游、抚养老人等开支相比，更具“刚性”，从而更具有“压迫感”。

　　我需要检验的唯一假设是:高校教师和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受“纵向”和“横向”的数额巨大的研究项目经费的诱惑，在官僚管理体制的压迫下，在过去五年内，尤其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甚至广泛采取了抄袭和剽窃等手法，炮制了大量低质论文和著作。

　　今天我们见到的由特征性事实⑴和⑵刻画的“书越来越滥”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保持固定比例的教育部开支预算增长过快。这一过程如果不伴随其他事实，未必会导致普遍的学术浮躁。但遗憾的是，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是特征性事实⑷和⑸，即官僚化程度迅速上升，科研人员家庭开支结构的显著改变，由此，导致了目前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和远比学术腐败更普遍的学术浮躁。

　　以上论述，尚属推测，因为需要统计数据或抽样调查数据的检验。所以我只说那是一项假设，一项基于个人观察和基于初步调查支持的假设。不过，这一假设包含着革命性的政策意义:抑制学术腐败和普遍的学术浮躁，最关键的步骤是抑制政府财政收入的病态增长。让我把话说得更浅白一些吧:我们政府现在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不仅是病态的，而且是“恶性”的——在“利维坦”意义上的恶性增长。

　　汪丁丁(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原刊于2006年9月刊《IT经理世界》，本报有删节)

　　专栏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