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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妈妈”张颖和孩子们在一起。
几年前曾经身家过百万的安徽商场女强人张颖,从收养第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小女孩开始,成为众多艾滋病孤儿的救护者。从此以后,一个又一个患艾滋病的孩子或是亲人因艾滋病而死亡的孤儿被送到她身边。最终,张颖放弃了个人事业,并发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抗艾救助会——安徽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以下简称“阜爱协会”)。
她的慈善动机和慈善理念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抗艾协会的财政状况屡被指责,甚至就连以她和她所救助的艾滋病孤儿为主题拍摄,并获得国际大奖的纪录片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在“做秀”。
日前,张颖在北京出席一个艾滋病研讨活动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首度对争议作出回应。
文/本报记者 李颖、赵琳琳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9月16日,张颖回忆着去年年底发生的事情,那是争议的开端。
2005年12月8日,张颖和“丽江妈妈”胡曼丽等有争议的慈善人物被并列提及,并被贴上了双面“艾滋妈妈”的标签,这是她刚刚当选“2005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的第四天。随后,各种质疑纷至沓来,有关报道甚至暗示阜爱协会资助孩子的数目以及财务账目有问题。
张颖:我们的财务没有问题
“这些质疑的结果是,当地的卫生局和民政局马上过来查账,查完后发现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合作伙伴也都派人来调查,调查完我们今年的合作将继续,并且有更多的项目主动来找我们。”眼前的张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没有化妆,与去年相比,她看上去要憔悴很多。她认为,凡是亲自去过阜阳的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基本判断。
不过,无论张颖是否愿意,对她个人的质疑并没有停止。多伦多当地时间今年8月10日晚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国内外90多名记者一同观看了纪录片《颖州的孩子》。这部纪录片描述了张颖救助两名患有艾滋病的孩子的故事,镜头中不止一次出现了张颖的身影和讲述。在数十名国外记者的注视下,国内近40名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众多持质疑态度的记者认为张颖有拿患艾滋病的孩子“做秀”之嫌。
“看了这部片子,我很感动。我们关心的是那些孩子。至于你们争论的那个人,我想,不管怎样,她都救助了那么多的孩子。”现场的一名外国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对张颖质疑的焦点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张颖慈善动机的质疑。张颖救助那些孩子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精明”的商人,怎么会宁愿放弃自己利润丰厚的经营项目,成为一名不计报酬低廉、全身心做慈善事业的民间抗艾协会会长?
另外一些来自于对她慈善理念的质疑。在一些报道中,她所救助的孩子被描述成为在演出中“总是哭,说我是艾滋孤儿”,这被认为有意强化孩子的身份,不利于帮助孩子逃离阴影;还有一项,也是从事慈善事业最易遭人诟病的财政问题。
对于艾滋孤儿我像根救命稻草
本报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希望办一个这样的抗艾救助组织?
张颖:我救助的第一个孩子,楠楠,在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也刚当妈妈不久。看到她需要帮助,而这个孩子还是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孩子,她的父母去世了,连她的亲人都不敢接近她,我去救助了她,对于她来说,这时候有人去接近她,那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本报记者:当时你知道办协会是怎么回事吗?
张颖:后来,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我身边的朋友和生意伙伴,希望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来帮助这些孩子,大家也都愿意这样做。刚开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意,然后大家拿出时间,还有一些经济资助,来帮助这些孩子,那时并不了解协会是怎样运作和发展,只是我看到这个孩子,看到她需要帮助而已。有了第一个孩子,医院里再遇到这样的孩子,人们身边再发现有这样的孩子,了解到我这里的情况后都会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
本报记者:后来是什么理由支持着你一再收养这些患病的孩子和孤儿,甚至不考虑经济利益,放弃自己的事业?
张颖: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当你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孩子需要帮助,你就会去帮助他。我所面对的孩子就在我身边,当你看到高俊(年仅4岁的艾滋病患者)紧紧地拉着你的手,把你当成亲人,你真的没办法把他的手掰开。
本报记者: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帮助那么多孩子?这需要大笔钱,你有没有考虑过经济上的负担?
张颖:刚开始帮助楠楠时,“四免一关怀”政策还没有出来,那时全部的费用都需要我们来出,大家当时考虑到要帮她,也不知道要多少钱,更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孩子。
本报记者:这些争议对你的工作有影响吗?据说很多合作伙伴都撤出了?
张颖:我觉得没有影响。之前,政府和合作伙伴针对每件事情都前来调查,所有的问题都和儿童、家长进行了核实。那些合作者今年都会继续和我们合作,今年春节过后,我们和著名艾滋病研究专家何大一继续合作,另外,还将和联合国教科文、强生集团,还有卫生部健康教育所等进行合作。
本报记者:审计工作从今年开始的吗?
张颖:不是,从2005年出现这些负面说法时就开始了,主管单位都派人来查账。今年协会接受的每一分钱都要接受审计,进行个人捐助的人,每个月都要和孩子通信。今年民政局给了我们正式的发票。
本报记者:你做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可是为什么报纸上说“让人感到疑惑”呢?
张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社会各种想法的人都有,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生命的感悟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曾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所以我时时会被孩子打动。现在其实每个人做每件事情的动机都很简单,有的源于自己的某种经历,或者一时冲动。
民间抗艾组织的转型之痛
张颖并不是第一个被质疑的慈善事业者,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种不信任最主要的根源之一在于,对于慈善这种在中国复兴不久并有待成熟和完善的领域,很多刚刚起步的民间组织必将经历由非正规到规范化的转型之痛,张颖和她的民间抗艾组织就是一个例子。
不能以国外标准要求国内组织
“民间组织是很脆弱的,如果有一笔钱用错了,那就做不长久。”张颖说,面对一些质疑,主管部门和合作单位都派人过来调查,调查清楚后,协会的信誉不降反升。
有人说民间抗艾组织刚刚起步,拿国外运作成熟的非政府组织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是不合理的,张颖对此表示赞同,“刚开始我们也不了解协会该怎样运作、怎样发展,只是看到需要帮助的孩子,就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去帮助他们。但是随着协会规模逐渐扩大,随着国内外合作项目逐渐增多,转型不可避免。”
然而,这种转变可能是缓慢的,也是被动的,最大的推动力无疑来自对外来资金的需求。仍以阜爱协会为例,2005年度协会经费来源的比例分别为:社会上的个人20%、政府15%、张颖家庭20%和集体、企业捐助45%。这种外来资金占主体的情况在中国民间抗艾组织中是普遍的。并且,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这些组织资金的主要来源为政府和国外基金。然而,外来资金并不会连续资助某个民间组织,面对国内外基金会的资金和资源,各个民间组织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
财务问题最敏感最易受质疑
民间慈善组织最敏感、最容易受到质疑的地方,就是财务。张颖说,“正是因为有了方方面面的压力,我觉得自己要做得更好,要把协会做成一个非常完善、非常正规的组织。”
在民间慈善组织问题上,我们习惯于追问动机。关于动机的问题,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没有正面回答,他举了我国公民无偿献血的例子,“人是可以无私地做善事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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