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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长征，必先了解红军；要了解红军，必先了解红军历史。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派出三路记者，把目光投向长征，也投向长征之前的红都瑞金和长征之后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二万五千里漫漫长途中，这支队伍拖不垮，打不烂，始终抱成一个团，靠的是什么？
这是一支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军队。它目光远大，有着钢铁般的纪律和意志；它超越了形式上的操典和条例，依靠的是统一的革命理想和崭新的官兵关系；它始终深深植根于工农群众和劳苦大众，始终把拯救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长征在中国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长征和整个红军的历史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前程。
红军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最耀眼的一页。
“南京北京比不上‘瑞京’，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住在瑞金叶坪光荣院的百岁老人陈发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谣。
1931年11月，中国江西的一个小县瑞金更名为瑞京。
75年后，记者站在瑞金街头，这座小城一如中国其他城市，有着现代的格局和律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不同的是，瑞金有自己独特的名片:“红都广场”、“红都大道”、“红都宾馆”……以“红都”冠名的场所到处都是；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人，哪怕是孩子，都会告诉你:这里曾是红都！
抚摩着叶坪“红军烈士纪念塔”上一颗颗象征着红军英魂的卵石；伫立在沙洲坝那口被写进小学教材的红井边；攀登在长征出发第一山云石山陡峭的山间小径上；仰望着于都河畔巍峨的“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
此景彼情，记者在思索，瑞金变瑞京，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更替？存留在陈发姑等普通百姓心中的歌谣只是个简单的回忆？
这块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的红土地上，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毛主席”的称呼第一次叫响
82岁的谢成笙坐在自家门前向远处望，视线穿过一片葱郁的玉米地，离他约200米，是一个子弹形状的塔，那是1934年落成的红军烈士纪念塔。
这是瑞金叶坪。
“他一早一晚都来散步，不戴帽子，留着分头，抽着烟，走得很慢，像在想事情，卫兵在后面远远地跟着，”谢成笙说的“他”是毛泽东，“就在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小山坡，有树木花草。”
谢成笙那时是个7岁的孩子，记不起第一次看见毛泽东的时间。但是根据史料记录，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大致锁定在1931年9月末，因为这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叶坪，着手筹划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热闹，比城里还热闹，跟过节似的，卖灯彩的、唱花灯的，什么都有。家家户户都在忙，把祖宗牌位先请回家，腾出地方开大会。”谢成笙回忆当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人民政权诞生的前夜。“会址选在谢家祠堂，毛泽东和项英看过后，都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场地大，建筑有规模，采光也好，”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刘良告诉记者，“当时，邓小平是瑞金县委书记，动员了全县力量准备这次大会，筹集资金采购鸡鸭鱼肉、瓜果蔬菜。红旗、彩门、闪亮的五星把谢家祠堂装点得焕然一新，喜气洋洋。”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阅兵式中开幕。“毛主席在台上讲话，士兵站在大草地上。”谢成笙当时是跟一些小伙伴一起，在不远处见证了这历史一幕，“士兵排着队，扛着枪一队队走过大台子。阅兵式刚结束，国民党的飞机就来了，还撒传单，扔了炸弹，但没伤着人。”
谢成笙当然不会知道，当时由于疏散及时，十几架国民党飞机并没有发现“一苏”大会会址，盲目地在县城和郊区扔了百多枚炸弹。可是设在福建长汀的假会场却被炸上了天。
“后来飞机来了我们就钻防空洞，炸不到人。田里的水牛有被炸死的，塘里的鱼被炸出好多，飞机走了，我们就去捡鱼，有的炸弹不响，我们就推着玩。”
“后来还怕空袭吗？”谢成笙说:“怕，但是毛主席不是也在这里吗。”
距谢家祠堂5米左右，是当时毛泽东的住所，门口那棵大樟树枝繁叶茂，但是树干明显缺了一块，不远处卧着缺失的那块。“敌机炸的，大树替毛主席挡了炸弹。”陪同记者采访的瑞金市委宣传部新闻科长钟蔚山说。
1931年11月20日，当大会执行主席曾山宣布，瑞金改名为瑞京，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后，“一苏”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而此后75年漫长岁月里，谢家祠堂也由一个家族聚会、祭祀场所成为红色政权摇篮而载入史册，“毛主席”的称谓也在这时第一次被叫响。
“‘一苏’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任弼时提议，请毛主席为‘一苏’大会题词。‘毛主席’三个字一出口，大家愣了一下，片刻，掌声雷动。”刘良说。
最大“国企”为苏区创造620多万元财富
瑞金地处武夷山山脉南段西麓，境内群山环抱，隔绝于世；而当时没有国民党的常驻军，地主武装力量薄弱；当地百姓深受三座大山压迫，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更重要的是，瑞金境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谣曰“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1929年毛泽东带领红四方面军首次进入瑞金时就说过“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搞好。”瑞金就这样成了红色政权的发祥地。
长期以来，瑞金没有近代工业。临时中央政府创办的以军需生产为主的工业，结束了这样的历史。当时瑞金兴办了20多个工厂，有下陂坞的印刷厂、新院的卫生材料厂、沙洲坝的粮秣厂、七堡的被服厂等等。这些国营工厂有近3000名工人，大多是瑞金人，他们成了瑞金第一批产业工人。
而当时苏区最大的国企——中华钨砂公司，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了620多万元的财富，换回大量的药品、食盐和武器，为粉碎敌人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到于都县动员和组织民工从事钨砂生产，成立了“中华钨砂公司”，并兼任总经理，几年间，共生产钨砂7980多吨。
“毛泽民是个出色的商人，他跟广东军阀陈济棠做过很不错的生意，当时一担钨砂苏区收购价是8块大洋，卖给陈济棠55块，陈济棠再卖到南洋100块，当时上好的稻米也才两块大洋一担，而且毛泽民跟陈济棠基本不用大洋结算，他要苏区缺乏的食品、药品、布匹、武器、食盐，陈济棠也乐意这样交易。可以说，中华钨砂公司是当时苏区的经济支柱，”于都县党史办副主任曾懿华告诉记者，“那时候，能到钨砂公司上班是件很荣耀的事情。”
还要说到的是，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很重视引进人才，他一上任，就跑到福建“引进”了两个会打算盘、会写阿拉伯数字的人才。全行5个人:行长、记账员、出纳，还有帮助出纳管兑换兼做杂务的等。在叶坪当年国家银行金库旧址，记者看到一间约20平方米的土砖房子，房子的窗条是木头的，靠近门口的唯一一张办公桌上放着一把算盘，靠里墙的大桌子上放着两个大铁皮箱和5个当年英国人装“洋油”的印有“亚细亚”字样的小铁皮箱，其余的是一些小木箱和4个箩筐，这些器物大概就是装钱的金柜了。
中国首现
劳动互助组、托儿所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新生的政权把农业生产放在了优先重视的位置。由于大量青壮劳力参加了红军，劳力严重不足，苏区政府组织建立起耕田队、劳动互助组、耕牛队，统一调配，帮工助耕。精耕细作、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首次由红色政权出面组织的劳动合作组织。
妇女们把自己的丈夫送上前线后，自己学会了犁耙、莳田。1933年苏区政府开展春耕生产竞赛运动，涌现出大量先进个人和集体，5月18日至22日，临时中央政府在武阳区苏维埃驻地竹头下邹家祠召开“春耕生产赠旗大会”，毛泽东亲手把写有“春耕模范”的两面锦旗授予了武阳乡和石水乡。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劳模”表彰活动。
刘良告诉记者，红色政权建立前，世世代代的瑞金妇女不会干农活，苏维埃区政府就建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教她们农业生产技术。下洲乡最先成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75名妇女被分成13个学习小组，每组有一名农业生产技术好的男子担任教员兼组长。7天就学会了犁田耙地。到1934年5月，全县学习犁耙、莳田的妇女有1488人，其中348人完全掌握。武阳区头年冬天还只有两名妇女会犁耙，后来就有104名会了，还有194人在学习。各地妇女干部和红军家属的学习热情更高，九堡区妇女部长鼓励自己丈夫参加红军后，立即拿起锄头打着赤脚到田里学耕种，耕田互助队要帮助她，她都婉言谢绝。下肖区大浦乡红军家属朱秀不仅自己的20担田完全自己负责，还领导了29个妇女共同学习生产。
苏维埃政府还通过举办托儿所，让劳动妇女尽可能多地参加生产和各方面工作。下洲区下洲村组织了两个托儿所，入托儿童43人，大部分是红军子女。妇女们把孩子送进托儿所，没有了后顾之忧，下田劳动的热情更高涨了。
红色政权
颁布第一个反腐令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实力不断增长和扩大。但是，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贪污浪费、以权谋私、官僚腐化等腐败现象在苏区也偶有出现。虽然为数极少，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却很大。因此，反对贪污浪费提上了临时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
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克服政府中的不廉洁行为。1932年3月初，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题为《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指出，“这个时候，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文章号召工农群众检举揭发，把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驱逐出苏维埃。1933年1月，《红色中华》专门出版了《检举运动专号》，以推动反贪污浪费运动的进一步深入。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个反腐法令。训令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根据这一训令，一些重大贪污犯被判处死刑。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红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折计大洋2000元；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机密，私偷公章，企图叛逃；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并挪用公款做生意，向总供给部报假账。这3个罪犯经公审后均被判处死刑。
在政策和法令的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在萍乡、上饶等地，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事例。当时17个中央级的群众团体共检举出从厅长到科员43人，查出贪污款项计大洋2053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枚。苏区中央政府各部共处理了64人。各地也同时开展了检举、审查贪污浪费的运动，1934年3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4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指标，结果节省的资金交到金库的即达600万元。
通过反腐败斗争的洗礼，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党员都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劳任怨、公而忘私的精神，在中央苏区干部、党员中蔚然成风。
初到苏区的瞿秋白称赞:这是一个别样的天地
1931年11月19日，“一苏”大会选出了63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不仅负责法律的制定颁发，还要监督法律的实施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此后的3年里共颁发了上百个法律条例，有影响的有《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征税条例》等。
1934年1月，当家做主的瑞京人，为“二苏”的召开再次忙碌起来。下肖区准备了600担禾草，供代表铺床；沙洲坝、新老茶亭的群众把鸡鸭鱼和蔬菜送到了大会食堂；武阳区石水乡、下洲区下洲乡搭了十几个台子，准备了花生、豆子、糖果、鱼虾，招待前来参观的代表；工农剧社、凌田俱乐部等文艺团体日夜排练，准备参加大会演出。21日至2月1日，大会在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举行。这个红军自己设计建造的礼堂，现在看来依然气势恢弘。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定》，设立了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司法、教育等11个委员会，新生的红色政权正在起步。
“1933年9月的黎川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个战役，但当时中央并没有要转移的意思，想一直在瑞金驻扎下去，甚至到1934年5月，形势已是很残酷了，还在犹豫。”刘良说。
枪炮声越来越近，但是瑞金依然明媚着，灿烂着，一如透过硝烟的阳光。1934年2月5日，“二苏”大会上再次当选教育部长的瞿秋白化装成医生，从上海转道香港，走了近一个月，抵达瑞金沙洲坝赴任，也许是在上海经历了8年的秘密生活，瞿秋白呼吸着新鲜空气，由衷地赞美瑞金说，“这是一个别样的天地。”
《红都旧事(下)》请见12版
图一:1928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为油画《井冈山会师》。 新华社发
图二:谢成笙
图三: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大门。
图四: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上的毛泽东故居。
图五:红色政权发行的纸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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