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病一

　　打工妹意外怀孕之痛

　　19岁的梅子和22岁的洛雁同时怀孕了，那试纸上的两道暗红色线条，像霹雳剑一样让她们胆寒，跺着脚地骂男朋友也无济于事，只能硬着头皮去找饭馆老板请假打胎。

　　满老板一脸苦笑地准了假，满福楼100多名打工仔来自河北、河南、东北等地。青春、稚气、无知无畏。“尽管苦口婆心地给他们讲身体之禁忌，怀孕之危害，甚至给他们派发安全套，可还是屡屡出事。”满春林忧心地告诉记者。

　　根据满春林的调查，饭店里有8对正在搞对象的男女员工，他们每个星期会申请在同一天轮休，趁宿舍里的员工都在饭店工作之时“偷偷行事”。匆忙慌乱，就易出事。

　　这两天，满春林又在琢磨可不可以在宿舍楼里给员工专门租一间小屋，就像广东那边所说的“鸳鸯房”，给年轻人们提供一点基本的物质保障，可这事儿合法吗？

　　心病二

　　鸳鸯房质劣价高之苦

　　其实，满春林想象中的“鸳鸯房”在北京城区大有存在，而且，生意还不错。

　　朝阳区某居民小区几栋高层塔楼的地下二层，就隐蔽着这样迷宫似的小旅馆。近千平方米空间被薄薄的石膏板隔成60多间小屋，曲曲折折一间挨一间，面积多在七八平方米左右。

　　操着东北口音的老板娘闻听记者要租个小屋过一夜，很实在地凑过来问:“今儿就住吗？一人还是俩人？”

　　“嗯，俩人，找个最小最便宜的就行。”

　　“走，我领你看看去，15号挺不错的，上个月，还有两口子在那儿挤了几天呢。”

　　房门打开，狭仄的空间让人不由得想起中学课文《315号牢房》中的那句“从门到窗子七步，从窗子到门七步”，只是眼前这间小屋根本就没有窗，从门到墙四步，从墙到墙三步，一张铁架单人床，一只两屉床头柜填满了不足4平方米的空间，进来，关门，惟一能做的事就是上床睡觉和低声耳语。

　　“20块，能再便宜点吗？”

　　“不行，我们单租一直这个价，你要是包一个月就240，比这个再大点的320。”

　　透过几间虚掩的房门，记者看到，所谓再大点的房子就是单人床换成了双人床，多了些站立活动的空间。床头柜上摆放着女人用的搽脸油、梳子、镜子等。老板娘说，“两口子从外地来办事、打工的包上一两个月的比较多，散客就比较复杂了”。

　　该小区物业的一位垃圾清运工随后向记者证实，一些物业员工偶尔也会光顾一下这个小旅馆，“要是有谁的对象或老婆来了，就咬咬牙花20块钱去住一宿，总比公园好吧，能睡得踏实点。”

　　据了解，这个管理着千户居民的小区物业共招收了60多名外地打工者，做保安、保洁、水电维修等工作。他们多数是正值青壮年的孤身男女。每月工资500至1200元不等，8到10个人一间挤住在小区一幢楼的地下一层里。物业员工与餐馆服务员、发廊小工等一道构成除建筑工人外，外来进京务工人员的第二大群体。

　　心病三

　　建筑工地的当代“牛郎”之痒

　　海淀区公主坟附近一处建筑工地。一股特别的汗臭味熏得记者直皱眉，民工张师傅笑说这是工棚的特色，可以将附近玉渊潭湖边的蚊子熏死。工棚内相当局促，一条一米宽的过道两边就是大通铺，由于没地方搁东西，大夏天的床上也摞着厚厚的被褥，脏衣服和臭袜子随意扔在床边。

　　搞清记者来意后，张师傅就自顾自地诉起苦来:“咋不想老婆，这工地上，有一年、两年没回家的，家里的女人什么样，都想不起来了”。

　　这位张师傅来自四川遂宁，已经来北京打工三年了，但他觉得跟别的工友比起来，自己还算幸福的，因为媳妇也和他一起来北京打工，而且就在这同一个工地上，免去了相思之苦。但是即便像这样天天能看一眼说句话的，基本的夫妻生活也很难保障，“工地实行男女分宿，不管你是不是夫妻，我媳妇她们住二楼，我们住一楼”，工地管理者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在工棚的一楼和二楼之间装上了铁门，“一到晚上就上锁，人家牛郎和织女是一条银河隔两岸，我和媳妇是一扇铁门隔上下啊”。

　　“没想过出去租个小房吗？”“想，咋不想呢，可就是一个最最一般的小平房，啥也没有，也要300块。我们俩一个月才一千多块钱，还得供孩子念书呢。”

　　记者试探着问“有没有实在耐不住寂寞出去找小姐的”？“有吧，可是一般人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啊。”据张师傅介绍，很多施工队私下里都立有这样的规矩:嫖娼被警察抓住的，立即开除；嫖娼染上病的，立即开除，遣返回乡；在单位内部乱搞男女关系的，立即开除。

　　心病四

　　打工妹打工仔爱之病

　　满福楼曾有一位女服务员意外怀孕后，不敢告诉别人，又不舍得花钱去正规医院做流产手术，就到药店打听着买了些药自行做起药物流产，结果失血过多被送到医院抢救。

　　朝阳区某小区的保洁员，36岁的河北妇女郑春燕告诉记者，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在我们农村那儿，女人20岁就生孩子，生完了再出来打工挺正常的，生到第二个孩子就必须要做节育手术了，生一个孩子的一般也会跟着就带环。都怀不上孩子了，还怕啥？”

　　在此次调查中，多数已婚受访女工都告诉记者，她们从来没用过安全套，对于安全套的作用，防止怀孕被列在第一位，而防止感染性病则很少被提及。男工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在海淀区的几处建筑工地，受访农民工几乎异口同声回答记者:“避孕套？那玩意儿，用着不舒服。”而对于如果被传染上性病怎么办的问题，40人中有26人表示去小诊所治治，12人打算拖着不治，仅有两人表示要去正规大医院治病。

　　在海淀医院，皮肤科的马大夫给记者列出了一张治疗性病的基本账单:治疗费400元，检查费200元，药费200元左右，像治疗淋病、梅毒的常用药如口服阿齐霉素，更是价格不菲，“如果要想彻底根治，花费数千元也是很常见的事”，这样的花销对于收入本来就很微薄，几乎没有任何健康保险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农民工的思想包袱更重”，马大夫说:“他们都把性病看成是‘脏病’、‘私病’，觉得染上这病很可耻。”得了这种病也不敢告诉别人，“一般都是自己来医院看，如果治疗时间比较长，后面就索性不来了”。经济和心理上的负担让农民工不敢踏入正规医院的大门，往往寻着电线杆子上的小广告投奔了非法小诊所，结果是钱没省下，病也未必治好。

　　心病五

　　打工仔从压抑到骚扰到犯罪

　　夕阳晚照，城市某条街道，一群附近工地收了工的民工一字排开蹲在马路牙子上，盯着来往路人，间或有妆扮俏丽的女人经过，人群中就传出口哨声，指指点点的窃笑声，甚至是一声“嗨！美女！”

　　福建籍的民工小赵挠着脑袋，嘿嘿笑着解释说:“我没啥恶意，就想跟她打个招呼，我都21了，还没对象呢！”

　　这骚扰式的招呼在大街上一晃而过，一般人都不会太计较。可是，这事儿要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就让女大学生们有点恐慌了。

　　北京某重点高校，自从半年前学校新的学生公寓开建以来，保卫处的荆老师就不断接到女大学生被民工骚扰的投诉。2003级中文系由姗姗(化名)的寝室与工地相距不到6米，中间只隔着一道矮墙。工地的民工就经常光着膀子站在对面向她们寝室里张望，晚上还用手电筒向女生寝室里晃，“好像生怕我们听不到似的，故意提高嗓门对着窗子喊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如今，无论白天黑夜，该校这幢女生宿舍楼都能看到一个奇观:面对工地的寝室几乎清一色被厚厚的窗帘封得严严实实。

　　女生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一项官方研究显示，88％的进城务工人员遭受“性压抑”困扰。这导致他们去看色情电影，甚至还可能引发性犯罪。本报2004年曾报道来京务工人员张双立三次杀人奸尸一案，根据张双立的供述，他到北京打工后远离家人，精神生活比较孤寂，与工友们聊得最多的就是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

　　夜色降临，街道暗下来，十几个坐在马路牙子上的民工如同雕塑，路上行人匆匆，城市的霓虹灯光在他们的眼眸中闪动。

　　背景数字

　　北京市统计局2005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共有农民工286.5万人，96.9％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199.9万人，女性86.6万人。农民工主要集中从事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与零售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国务院研究室今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

　　专家会诊

　　李银河说“性”之启动同伴教育

　　时下中国最著名的性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给了本报记者一个数字:海淀区检察院2001年至2003年办理的强奸案件中，有65件是外地来京务工农民所为，占此时段强奸案件总数的58.6％。

　　李银河认为，不能据此简单地认为农民工道德水平低下，法律意识淡薄，这个抢眼的数字说明农民工的性压抑程度已经很深，压抑太深太久，没有正常的宣泄渠道，可能导致性犯罪。

　　对于农民工性健康状况堪忧的现实，李银河建议尽快引入“同伴教育”的模式。这种源于澳大利亚，流行于英美等国的培训手段，是先在一个群体中(比如农民工)选出若干有影响力的骨干进行有目的的培训，再通过他们回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生活背景和兴趣爱好相近的人群中分享信息、观念或者行为技能，以实现某种教育目标。这种教育方式广泛应用于生殖健康、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吸毒、自杀、酗酒、性别歧视和妇女问题等社会领域。

　　“从农民工中来，到农民工中去”，李银河认为，让农民工用自己可接受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传播性健康的知识，会比那些自上而下，一厢情愿似的“送知识”方法更有效。

　　北大教授建议实行带薪休假

　　有社会学家建议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出于公共服务的目的，可以由政府财政拨款建设一批价格低廉的民工旅馆，帮助夫妻短暂相聚的农民工一圆鸳鸯梦。

　　而针对目前在京大多数农民工都是孤独一人，伴侣不在身边的情况，北大法学院梁根林教授也建议，可以对农民工实施带薪探亲假的制度，这既满足了将农民工定位为普通劳动者，当然应该享有普通工人的带薪休假权利，同时也缓解了农民工心理和生理上的苦闷，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主笔：辛宏采写：李松)

　　2006年3月，国务院5号文件特别指出，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点击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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