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搜狐嘉宾聊天室。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寿龙先生，今天的访谈主题是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这次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和谐社会。会议主题的变化在记录中国新时期发展的结点也反映了中国治国思路的转变，毛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会议还有随之可能引起的变革，毛教授好。
毛寿龙：各位网友好。
过去我们强调发展必然导致一些社会不均衡
主持人：我们先从大背景说起，和谐社会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
毛寿龙：十六届四中全会应该说是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党的第四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解决党内的人士问题，第二次解决国家和政府的问题，第三次会议解决经济问题，第四次会议把社会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这是新一届政府执政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四次会议。另外，社会本身经济发展到这么一个地步，我们走出了温饱社会，基本上已经是温饱了，很多地方包括恩格尔系数在下降，很多人吃饭穿衣不愁了，都是图谋发展的时期。
我们过去认为很多东西不值钱，现在都值钱了，每个人拥有的很多资源都有，这些资源过去不值钱现在很值钱。过去大家很穷，所以人力不值钱，人力相对于财产来讲不值钱。但是这个阶段人力很值钱，实行以人为本的背景，人的价值越来越突出了。过去两万块钱一条人命，但现在为了财产首先要抢救生命，人的发展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发展，发展的结果势必会导致一些不均衡的切断，一个不均衡就是地区差别越来越大，很多实际问题也表现出来，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沿海地区发展的差别是越来越大。城市和乡村，农村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年发展非常快，但是90年代尤其进入新世纪之后，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背景，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所提供的很多公共服务，所做的很多事情在世界上都已经认为是典范的很多事情，经济发展了，这些事情我们反而没做好。比如我们的垃圾分类这样的事情，改革开放前，破塑料鞋、牙膏皮都回收的，现在无法做到这一点。改革开放前我们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虽然总体上质量未必满意，但是至少有病可以有地方看，有学可以上。但是新世纪以后，农村的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越来越突出。还有城乡之间的矛盾，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但是受到歧视，尤其人身自由权未必得到保障，包括他们的子女进城以后的教育问题。
对于基层社会来讲也同样面临一些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基层社会很多东西不方便，有些地方的治安不是很好，公共服务到不了位，公共汽车开不到出租汽车不愿意去，最后黑色摩的越来越多，老百姓又要出行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量的消费越来越高消费，住房高消费、时装高消费，但是很多人还是地摊消费。03年SARS危机突出曝露了这个矛盾，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社会发展没有到位，即使是城里人，即使我们认为收入很高的人，在家里装修的跟宾馆一样，出门住宾馆，出去有车开，一进入医院住的是很差，要住院很麻烦。包括学校的很多条件，除了少数学校以外，很多学校破败不堪，应该说教育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整个公共服务都是落后的。
这些情况下，新一届政府本身有一个执政理念还有工作步骤正好到这一步，还有整个社会的转型、经济发展的水平正好到这么一个层次，需要我们从过去简单的关心温饱社会然后关心小康社会，80年代提经济发展，90年代把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来，但是没有把政策落实到社会上，从经济发展转移到社会阶段当中来，在这么大一种背景下，需要一点的触媒，有很多事情发生了才能触及。另外领导人换届，新领导人一般有自己新的思路。
主持人：经济发展衍生很多社会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解决它。您刚才提到很多具体问题，建设和谐社会时这些属于障碍性的矛盾，我们要把它清除掉。
毛寿龙：应该说有各个方面的障碍，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好，发展经济也好，障碍应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基础性的障碍，我们一定要面对自己的基础性障碍，比如我们有13亿人口，但是我们的耕地面积很少，水也很少，煤炭资源、石油资源还有很多资源都非常稀缺，土地资源等等。资源非常稀缺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同时发展又非常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在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虽然地大物博但是分布非常不均衡，发展也是点状的，有些地方很发展，面上不发展。穷山恶水的地方要发展非常困难，东西搬不出来，要运进去也非常困难，这是非常基础的情况。
另外，我们要发展和谐社会要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能力各个方面还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差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发展，在有经济约束、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发展的任务还是非常重的情况下要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也是一个障碍，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障碍，而且要克服它是非常难的。我们要减少人口，运四五亿人口到国外去？那是不可能的。实行计划生育减掉四五亿人口？也不可能。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障碍，有些障碍可以慢慢克服，比如经济发展是慢慢可以克服的，可以解决。
有些障碍可能是政策性的障碍，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发展经济各个方面采取一些对策的时候，我们发现政府在有些方面是有些偏颇的，刚开始过分注重效率，兼顾公平不够，包括城乡的均衡发展方面政府也没有更多去落实。政府职能过去只是投资型的经济，和谐社会发展方面财政投资、工作的着重点负责放好。当时政府一方面给大家提供普遍的公共服务，另外一方面又要体现我们的发展，正式发展上很多医院有一些优良的医疗资源赶超先进，政府官员有简单的政绩导向的想法，实际也情有可原。
各个部门都抓自己的工作，科技部希望自己的科技水平是世界一流的，至少是世界能够说得上话的，包括环保包括其它，每个领域都想在世界上做出自己的价值，包括我们的体育都想在世界上拿金牌，所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刀口上去跟世界水平相比，使得我们出了很多科研成果出了很多人才，也出了很多奥林匹克的金牌。但是也使得我们一些基础性的服务实际上没有到位，受到忽略。基础的教育受到忽略，基础的医疗受到忽略，还有基础性人民的健身也受到忽略。集中兵力打攻坚战，做几个项目，做主要的政绩出来，忽略了面上的工作。这个思路今后要该，政府的工作重点更多是基础性的，拔尖的事情让社会让市场让个人去做，我们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学上，这个人上了学之后有什么发展，未来怎么样？未来挣多少钱？我们不要拔苗助长。我们过去老去做锦上添花的工作，现在我们要做雪中送炭的工作。
政府考核将更加多元 民意考核、专业考核将加强
主持人：这种转变对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的地方政府考核上有很大的影响，以前的政绩观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现在转变的话，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不是需要一些新的考核？
毛寿龙：考核标准来讲一般有几种考核，一种是行政性考核。一年一个阶段，一项工作、几项工作必须要有成绩，有了成绩以后做得好就升官了。做得不好，保留在原位或者撤职。这是行政考核。行政考核标准有一个好处，指标特别单一，要落实非常容易，而且往往有一个数字化的特征，一般不会问你质量。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很多东西，比如买月饼的不看月饼的质量，而看月饼的包装怎么样。为了政绩本来是一米厚的路基，为了好看可能80公分、50公分，剩下的那些你看不见。很可能会替代一些专业标准，很可能会替代一些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本身的指标。但是好处是非常明确，很容易见效，而且容易集中资源打歼灭战，解决某个问题。这是过去政策的经验，但是行政性考核的缺点太单打一了，不会弹钢琴，只会点一个音符，点得很响很亮。
一个社会的发展自身有自身的规模往往是多元化的，每个生活标准都是多元化的，如果用行政指标一刀切，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偏颇。一定从行政考核走向全方面，即使行政做得好，政绩很好，老百姓还是会骂你，为什么？因为你做的很多事情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或者老百姓认为你是花架子，只是为了讨好上级或者外界，这时候我们需要引入老百姓自身满意的标准。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和政府满意不满意和行政考核满意不满意是两个标准。
另外还要有一个专业标准，没有专业标准也搞不好。假如我是地方政府和你是老百姓，我修了一条路，我很满意，老百姓很满意，上级很满意，但是这里面可能存在无底洞，这条路修好了，是不是整个地区经济发展需要这样？是不是路修完了挤占了其它的资金？这个过程做得专业不专业最后发现我欠了农民工的工资，欠了包工头的工资，欠了工程公司的工资，迫使他们必须做，否则把资质都取消掉。需要专业标准来确定是不是满意。行政标准已经成功的情况下，老百姓也很满意的情况下，这个事情未必做得满意。有时候行政标准满意了，老百姓不满意，有时候可能是老百姓满意了，但是专业标准不满意。
如果考核的话相当于责任制，政绩好不好到底怎么去判断？应该有一个多元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太偏重行政绩效考核，不太偏重其它的考核，包括民意的考核、专业的考核还有工作本身的考核，还有长远的考核。有的考核现在考核很好，但是过两年三年考核不行。
网友：和谐社会首先把自己的党建设好再说。对执政党来讲也会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毛寿龙：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新的任务，我们党过去是打出来的，但是打的时候一个是靠军事力量，另外也是靠团结老百姓为主，还有团结可以团结的所有力量。过去很多手段，有政府上的力量，有军事上的力量，受到老百姓的积极拥护，包括统战的力量、宣传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地位。执政党既然是一个政党，要有政治性，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
仅仅从政治角度来思考有时候也不对，我们的党跟别的党不太一样，它是不纯粹为政治家提供民意基础的政党，还要思考整个社会怎么发展，整个社会目前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国内的执政党跟国外的不太一样，国外的执政党轮流交替，我们的执政党不仅要有民心的支持，同时还要有很好的交流，对党内的要求不一样。国外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只要投这个党的票就可以加入进来。我国本身对党员的道德要求、经济要求还有各个方面能力上的要求有点像会员制，必须符合条件才能入党。组成人员明显要比其它组成人员好得多，也是自身力量的建设。
和谐社会期间，作为中坚力量一定要解决君子不党，不要把自己放到任何一个派别，要从全局的角度，从公共的角度来思考我们面临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个人问题，但是执政党作为很具有公共性，同时又全面执政的党，对个人问题我觉得应该少关心。一个人收入低还是不低这个少关心，还有对于个人问题叠加的一些问题也要少关心。一个人要买自行车还是要买汽车，一个人买一辆汽车，两个人买两辆汽车，十个人买十辆汽车，这个事情不要去管，这个是个人加在一起的行为。有的问题是很公共性的，马路的问题要关心，具有公共性的问题。大家共同的问题，执政党要关心更多一点，不要管单个人的问题，要管叠加在一起的问题，要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里面，有些问题要少一点。
社会里面的强者自己会做的可以少关心一点，已经很好了，顶多是政治上解决一些后顾之忧，对于社会里面的弱势群体，政府执政党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这是重要的。执政党最大的问题有可能是高层化，可能跟社会里面的精英阶层或者社会里面的尊贵阶层或者社会里面的成功人士贴得太近的话，贴近是肯定的，自然而然是贴近的，但是如果没有有意更多跟老百姓接触在一起，那么会失去执政的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工作重点要落实到更多的群体身上，而不是说落实到社会自然而然拥有很多资源很多强势潜力的人身伤。这实际上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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