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形成很多公共服务跟户籍有关，很难解决
主持人：不知道户籍制度和和谐社会有什么关系，但网友们提到户籍限制常常困扰他们的生活，这个矛盾在和谐社会能不能得到解决？
毛寿龙：户籍问题刚开始来讲50年代的时候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有一个户籍制度粮食好分配，每个人限定粮食，25斤粮食，根据粮票来分。当时是起到分配粮食以及公共资源分配的作用，没有户籍什么都领不到，领了户籍就可以领到东西。这个户籍作用到90年代基本没有，我们不分粮食了，也不分油了，也不分烟票、油票、布票，全部取消了，市场经济了，剩下一个户籍有什么用？就上学有用了。
户籍里面很多公共服务都跟户籍有关系了，所谓的公共服务是地域化了，不是普遍性的公共服务，而是地域性的特殊服务。而这个户籍可以砍你，过去在城市里面基本是单位提供的，本单位职工子女上本单位子弟小学，大部分都是单位的。除此之外，北京市自己建了一些公共学校，101、实验中学都是政府举办的，政府举办的和单位举办的在一起，如果小学是中央政府举办的，你也不可能把小孩子从海南送到北京来上学，也是特殊的，往往跟户籍联系在一起。后来的很多政策习惯上都是地方政府来支持小学，父母交了税，最后在这儿做贡献，我把钱花到你那儿去，肯定不行。我们把教育的问题、上学的问题直接跟户籍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公共服务本身是行政化、地域化、单位化的。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搞了这么一个制度。很多人为了留住人才搞一个好小学，你都能进来我留不住人才了。
这个问题要解决跟教育体制改革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不要让单位去办教育，不要让地方政府自己去办自己的教育，而是应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社会包括家长个人集体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要在规则上制订得更好一点，在宏观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在教育问题上统一组合。做到每个孩子走到那儿都能上学，所有的学校是开放的，不是说只有本单位才能上，不是肥水不能说不流外人田，而是肥水流向全国人民。
主持人：外地的户口考北京的大学，要比同班学生要高出五六十分才能考到北大去，这就是一个不公平。
毛寿龙：教育机会的配置还有供给是行政化的，越是优质的资源越是跟单位和小规模的地方政府联系在一起，越不是优质资源越是大众化的。要让优质资源好不容易搞起来的东西能外流给别人吗？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基础的教育改革。包括大学也是行政化分配，人大、北大的指标都是全国分配的，全国怎么分配？根据人口来分配还是根据分数来分配？有一个地域公平的原则，每个省根据人口来配置，有些省考分低，有些省考分高，考分是不同的。如果北京大学在北京，清华在北京，人大在北京，这些学校都在北京，你不招北京的学生，北京的孩子上哪儿上学？你占了北京的量，你上外地不是自己的学校了吗？你用了北京的水，吸着北京的空气，北京的人进不去。要定义是全国人民的大学还是北京的大学，肯定要照顾北京本地的，一所学校不照顾北京本地学校就麻烦了，学校职工要盖房子，盖了房子住进去要通气的，你用的气不是北京的气？你不给北京子弟上学，北京市市长怎么当？小学、初中解决的路子各种各样的路子不一样。大学政府要公平看待，不能仅仅着眼于几个大学提供太多的资金，这样的话会越来越引起不公平。
大学教育政府属于公平的，不应该锦上添花，锦上添花的大学自己能做了。大学有那么好的效绩，完全可以靠师生来筹资，有那么好的学生，自己可以争取各种各样的社会资助、企业资助。起点差的大学，政府应该帮助，你不帮助它只会越来越差，台湾的大学包括民办的大学都是政府资助的。不能太多的行政干预，不要把学校当做一个行政指标，行政指标一搞连分数都行政化了。在北京有用，在别的地方没用，在西部地区很值钱，在浙江不值钱。最公平的是，一个人只要经过几次考试之后不要再考了，今年参加高考考一次浪费多少时间，中小学的成绩单都是大学录取的标准，看看个人的品行，看他的推荐信，看他从小的成绩单，基本可以判断能不能录取。一个学生可以有多个选择，我递五个申请五个大学都录取了，那我自己可以选择。教育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元化，而且是落实在以人为本上，不要太多在管理上去下工夫。这样让大学真正发展，每个人的选择也很多，不要一考定终身。
(责任编辑：张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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